几年前，我朋友（不便公布姓名）发过轰动全国的网络文章《作为大学教师，我感到耻辱》，由于真实揭露了中国高校的腐败现象，至今校方仍对他耿耿于怀。我作为大学教师的反思与忏悔就此开始深化。
在高校任教27年，我才自感罪孽深重。而过去，我却以为自己可进入中国最优秀的大学教师之列。这一巨大的认识反差是在我皈依基督教之后才出现的。真诚的忏悔无论多晚都来得及，哪怕是像托尔斯泰笔下的伊凡伊里奇那样的临终忏悔。放荡一生的短篇小说之王莫泊桑读了那篇小说才终于明白“我的十大卷作品一钱不值”。我曾叩问上帝，1947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法国作家纪德写了为信仰而献身的小说《窄门》，是否弥补了他先前写放纵情欲的《蔑视道德的人》的罪过？上帝让他挤进了只容一人通过的进入天堂那道窄门吗?如果是，我为有罪的自己祷告，也为所有中国大学教师代祷更满怀信心。我并非想在年近花甲之时匆匆忙忙在天堂中预定席位，那可不是心想事成之事，得信靠神的拣选和恩赐；我也并非出于对地狱报应的恐惧而改过自新，我之忏悔立足于以一个被神意拣选在中国大学教席上的特定的罪人为起点，同时也建立在对中国大学教师普遍素质低下的长期考量（以《圣经》为高标来考量）的基础上。除了我的特殊罪过之外，我与中国大多数教师普遍同罪不同程度地表现在二个方面：
1、物欲主义的人生观。由于经济窘迫，一半以上的中国大学教师都在为物质生活而奔波，无暇顾及遥远的使命与眼前的责任。其中的苦衷、无奈颇值得同情。所以我们经常大声疾呼要对中国社会各阶级重新分析。知识分子常认为比贪官污吏清白，向往梅兰竹菊四君子境界而乐于孤芳自赏；比奸邪盗匪善良，远离五毒不与同流合污而自我感觉良好。其实这是遗传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得志的隐逸情趣来自我辩护。传统文化的要害之一就是追求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中庸之道。中国儒教文化信奉人性本善，故孺子可教也；而基督教文化认为人性本恶，故孺子必救也。当今，身处穷凶极恶的经济泡沫社会的教师们向钱看齐的从众心理在不断腐蚀着我们的职业道德底线，更不用说人欲的罪性本来就根深蒂固。许多大学教师被日常俗事磨钝了青年时代脱颖而出的锋芒，消解了当初志存高远的豪情万丈。在大学混饭吃的人并不比其他行业少。我长期在三四所大学兼职任教，实为养家糊口。过去我们只抱怨社会不公而不究己过。细想一下，如果我们的剩余精力不放到麻将桌上 (我自己也一度沉溺其中)，备课会更充分；如果我们不当拼命三郎捞外快奔小康，科研会更深入、学养会更丰厚、学生受益会更良多。扪心自问，除了温饱之劳，我们还干了多少对学生有意义的事呢？不知不觉，我们已经认同并混迹于物欲横流中了。所以，不要像赫尔岑那样质问“谁之罪？”罪与人类同在，与己同在。
2、自我中心的世界观。我不否认，为数众多的大学教师(尤其是名牌大学教师)已经和我一样摆脱了衣食羁绊、渐趋小康（弃教经商者另当别论）。这批既得利益者要么著书立言、以求不朽；要么学而优则仕、手握权柄、名利双收。此中教师罪孽深重者更多，因为自我中心的世界观笼罩着全社会，大学也非一方净土，难以幸免。莎士比亚早就通过李尔王的醒悟探讨过权利、地位蒙蔽人心的罪恶，那是付出了从帝王降卑为流浪汉的惨重代价的；莎翁又通过麦克白的沉沦反向研究了同一哲学命题，那是以弑君篡位、死后下地狱为结果的争权夺利。几十年来，我在许多大学任教，还曾任校长助理兼教务处长，也与全国同行广为交流，深知大学邪气日盛。我这样的资深知情人若缄默不语，实在对不起赐恩救赎我的上帝。感谢主，以真诚和勇气托付我仗义执言。我感叹写不尽大学这个光鲜荣耀的称号中的罪恶，就像巴尔扎克当年感叹永远写不完隐藏在金银珠宝底下的罪恶一样。为评职称而弄虚作假、剽窃抄袭者层出不穷；以毕业论文过关为条件强占女研究生肉体而满足私欲者绯闻不断；为争夺科研课题经费而贿赂上司，竟然将自己的情妇拱手献身者时有所闻；为谋功名而替官僚充当歌功颂德的传声筒者数不胜数；慑于威权政府压力以求自保而出卖进步学生者不一而足；这就是20多年来我在许多大学目睹之怪现状。可悲的同行们啊，千万不要与恶有恶报的麦克白比下有余。在上帝眼里，罪无分大小，终极审判照样降临。
自我中心主义乃万恶之源。其在高校有两种典型表现：一是将利己与利他对立起来，不择手段建功立业，奸商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如果以成败论英雄，他们中有不少知名的成功人士和蜚声中外的学术名流。他们的成功伴随着道德底线的尚失，更遑论敬业精神，对学生贻害无穷。二是将事业与家庭对立起来，他们在高智商群的激烈竞争中机关算尽、拼得精疲力竭，声名显赫而家庭破碎者不在少数。我很早就发现一个奇特现象：中小学教师子女成才者远多于大学教师子女，二三流大学教师子女成才者远多于顶尖级教师子女。这可能与家长对子女教育投入的精力(而非财力）有关。我一向追求完美，苛求自己讲课达到一流水平，学术研究也力求出人头地，从而疏忽了家庭。我过去总报怨孩子学习不如我，像鲁迅笔下的九斤老太哀叹一代不如一代。与妻争吵时，我总是振振有词地自夸对家庭贡献最大，常有恨铁不成钢的愤激。后来才知道原因就在自己身上。所谓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之理，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样想，心气就平和多了。在研究美国电影《公民凯恩》(我评选的世界十大电影之一，参见《影视鉴赏新编》，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169–170页）时，我体认到普遍存在的“名人伟人综合症”。每个人都会有凯恩式梦想—-物质精神双收、事业家庭两全，结果多半事与愿违。事业追求就像“西绪福斯神话”，那是永无止境周而复始的没有结果的过程，既伤筋动骨，又扭曲人性。顶级成功人士多半家庭不幸。所谓事业家庭两全者多半只有二三流成就。鱼和熊掌不可兼得，你选择哪样，先想好。这样你才能真正读懂王昌龄“悔教夫婿觅封侯”的闺怨。千百年来，老人一直教育青年说；“事业与爱情(家庭)相比，应该以事业为重”，直到英国电影《红菱艳》上映，才颠覆了这个仿佛天经地义之理。自我中心主义的成功者往往有一种傲视群雄的气概，其自夸的理由有五：一、不虚度年华、勤奋敬业；二、不贪恋物欲、道德清白；三、不为非作歹、奉公守法；四、理想远大、精神至上；五、事业有成、社会贡献大。这些人在社会上口碑很好、荣耀加身。他们不危害学生，但却害苦了家人。中国人看易卜生的《玩偶之家》，多同情事业成功的丈夫海尔茂而指责娜拉不负责任地离家出走；看《安娜卡列尼娜》时，站在法律一边而为官运亨通的卡列宁抱不平，谴责安娜和第三者的淫乱。殊不知，娜拉与安娜的出走是家庭破裂的结果而不是起因。智商高而情商低的人既难与家人也难与别人融洽相处。中国高校这种看似无瑕疵的道德正派的名师大师真不少。他们常有两种罪过不蒙神悦纳，也很难为俗人所知晓。第一，电影《七宗罪》表现的上帝特别恨恶的第五罪—-骄傲。成功者更容易骄傲，以为一览众山小的自我中心主义，恰恰是信仰的最大障碍。放得下自我的谦卑之人，神必提升看顾他，神也必打压傲慢之人，不但拒之天堂门外，而且收回天伦之乐。人类犯下的第一桩罪过就是背离神意而偷吃智慧果。其实，问题不在于吃了智慧果会不会死，而在于信神还是自信。亚当与夏娃的原罪并非源自欲望，而是滥用了自由意志，以自我为中心的世界观。第二，那些成功者们乱离了神排定的人间次序：人与神为第一关系、夫与妻为第二关系、父母与子女为第三关系，此三种关系都优先于人与事业。显然，家庭建设远胜于事业追求。事业狂很瞧不起财迷、色迷、权迷，自以为高人一等。但在上帝看来，崇拜事业并不比崇拜金钱、美色、权柄更好，这些都是神坚决反对的偶像崇拜。何谓偶像崇拜？痴迷执着于物，是也。可恨的是这两种过犯我都有。过去我以读书波万卷，下笔如有神而沾沾自喜，追求“躲进小楼成一统，管它春夏与秋冬”的高蹈远引境界。现在我才明白为何我一进书房，老婆脸色就由晴转阴，暴雨将至了。
中国大学教师现状最堪忧的不是教师庸碌无为、不是道德普遍沦落、也不是教学水平下滑这些摆明的显象，而是隐在的三个根本问题：缺失信仰、教育方针错位、公民意识淡漠。
1、信仰问题。中国自古以来缺失信仰根基。传统主流文化很少过问形而上的事，以世俗教育为重点，强调经世致用。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持重生轻死的入世态度，不问死后之天堂地狱。基督教文化以彼岸之未来启示此在之信靠，强调因信称义、因信得救。没有信念怎么得救？抛弃救世主自救吗？芦苇一样脆弱的罪性满身的人能够自救吗？自己都糊里糊涂一生的大学教师能教得出好学生吗？自己都没有灵魂配当灵魂工程师吗？没有信仰的人很难自律，更不可能摒除自我中心。大多数副教授级别以上的中国大学教师都被唯物与唯心、无神与有神、人本与神本、进化与创造的褒前贬后的理论偏见洗过脑，其观念和知识结构的更新难度很大。但若没有痛心疾首的反思和刮骨疗毒的彻底治本的勇气，中国大学教育的起死回生就没有希望。
2、教育方针问题。大学是出人才的摇篮，培养什么样的人才至关重要。中国的大学教育方针从1949年现行体制建立起，从来就没走上正道，一直处于钟摆状态，非左即右。最初17年，基本沿袭前苏联的教条主义极左教育路线，理论脱离实践，培养的毕业生要么是缺乏专业技能的红色泥腿子，要么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动口不动手的陈景润式的白痴天才。经济改革以后，片面强调立竿见影的实用主义教育方针，造就了大批四肢发达而头脑简单的经济型奴才，以及所谓就业短平快的技术通才。从20年前开始的本科放水，发展到当今愈演愈烈的硕士博士放水、职称放水、学校等级放水，官方以数量代质量吹嘘教育成果辉煌。从留洋潮到国学热的巨大反差，真让人一头雾水，像徐志摩那样不知道风在哪一个方向吹。如果钟摆状的教育方针继续精神分裂式发展，中国大学培养的人才可能是高智商的犯罪天才，或者像美国1960年代精神上垮掉的一代式的高学历的混世庸才。80后90后大学生的群体颓废难道真的印证了艾略特长诗《荒原》在80年前所描述的返祖现象吗？
3、公民意识问题。大学教师作为高等教育的直接实施者，其传道的使命要重于授业、解惑。在多种真道中，公民之道又重于知识之道、技术之道、操作之道。教书育人应修正为先育人，后教书。大学教师应担当起独立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决不能与世无涉、与世无争，只做学者和专家。育人者必先育己，一个大学教师，若没有建树萨特存在主义介入式的普世价值观念、没有设身处地的对此在时代鞭辟入里的巴尔扎克式的洞察力、没有拍案而起的闻一多式的批评家的社会公义精神，就算不上优秀的育人者。中国多数大学教师都患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人似的双重人格症。说一套，做一套，玄想与操作背道而驰。讲真话结结巴巴、闪烁其辞；讲假话一本正经、行云流水。更可悲的不是人云亦云的糊涂之人，而是心中嘹亮的难得糊涂之人。试问，有几个大学教师敢于理直气壮地声明在课堂上始终讲真话而从不讲假话？我曾自况陶渊明的“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但课堂讲述却往往慎思明辨而显得世故圆滑。我也曾多次针砭时政而被媒体封杀，宁愿丢官弃职而不弃人格，但顶多发泄一下郑板桥式的“难道天公，还钳恨口，不许长吁一两声”的牢骚。在弄得家贫如洗之时，看到女儿天真甜美的笑容和妻子含泪哀婉的目光时，我只好无奈地收起犯上作乱之言，尘封堂吉诃德式的长矛，跟柴米油盐讲和，再也不敢像也当过大学教师的诗人海子那样永远面朝大海而拒绝回头是岸，宁愿卧轨自杀而决不春暖花开。与用血肉之躯献上活祭的海子相比，我无地自容。但我现在要大声疾呼，学贯中西的、思想敏锐的、技艺娴熟的、明哲保身的、功成名就的或知足常乐的大学教师们，唤醒你们的公民良知、发挥你们的公民潜能，勇敢地在课堂上讲出你们敢想而长期不敢说的真话。
忏悔吧，中国大学教师们，真诚的忏悔无论多晚都来得及。你们从无知进步到认罪、从认罪升华到悔罪，就是中国的福音。为了中国的未来，为了多灾多难的中华民族，我愿率先忏悔，改过自新。我虔诚祷告上帝为中国动工，祷告圣灵启示感动迷茫中的中国知识精英，让他们为荣耀神而侍奉教育，成为中国振兴的见证。
阿门。
作者：杨济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