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鸡汤君

因舅舅的关系进公司工作的大专毕业生S已经烦恼了很多天：“我的领导是舅舅的朋友。他总是在我面前说和我舅舅关系如何好，但是对我并没有特别好。我甚至没有固定的职位，说是文员，又要跑外面；说是做公关，也没有固定的事做。因为和领导的私人关系，他家买房子之类的事情也是我办的。”S的顾虑是，如今公司面临改制，引入了民营股份，现在的老板面临调动，以后该怎么办呢？

如果我是S的领导，一定会骂S没有良心。谁都知道，现在很多企业号称只招硕士以上学位的人——哪怕是招前台，我这里顶住压力收进一个大专生，还被人背后嚼舌头说“对我并没有特别好”，简直沦落成救了中山狼的东郭先生。

一旦贴上“关系”的标签，就打破了公平竞争的平等规则，你将永远和你的关系捆绑在一起。可以说，这既是福利——你有了保护伞，没人敢得罪你，有时也是一种桎梏——你被默认为靠关系生存的寄生物，尤其是对自以为有能力的关系户来说。但的的确确就有不少关系户在获得既得利益后，又想证明自己和他人是平等的，靠的是努力而不是关系，就像很多娶到20岁美女的丑老头拼命想证明这女人爱的是自己的人而不是自己的钱一样。这就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关系户”如何洗底？

想洗掉“关系户”的烙印变成普通人，是需要努力的，而且需要比普通人多好几倍的努力。因为普通人做成一桩生意，那叫能力；关系户做成的，一定靠的是高层的支持。普通人发脾气，是受到了公司不公正的待遇，关系户发脾气，就是仗势欺人。既然眼看着有人靠着特权坐在了我旁边的座位上，还不允许我带着有色眼镜看一看他/她吗？只有当关系户一而再，再三三，三而四地完成了一桩又一桩艰难的任务后，这种烙印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和业绩的辉煌而渐渐淡出，直到没有。当年香港艺人夏春秋把自己的女儿带进演艺圈，别人看他的面子给他女儿安排角色，如今十年二十年之后，已经有人在问，夏春秋是谁啊，原来是吴君如的爸爸。

和中国不同，西方商业文明中，人情关系属于高成本、低回报的资源，能不用则不用。为了人情，我还和一位朋友有了芥蒂。他去管理一家新公司，需要很多人手，我为他推荐了一个，他也录用了。不久这个人跳槽走了，朋友还特地打电话来骂我，说我介绍来的人没有良心。我觉得人家跳来跳去很正常，可是朋友却说：我当初是因为看你的面子才招了他的，否则谁要他呀。我如梦初醒，我以为自己只是婚介人的作用，介绍他们认识后就全身而退，能否对上眼全在他们两个，与我无关。而在朋友看来，我其实就是来逼婚的。因此莫名其妙欠下一笔人情债。

在各种行为规则交叉运行的中国，这样的误解大概还有很多。但凡有点儿自信的人，最好慎用“关系”，省得被打上一个“关系户”的纹身，想洗干净的时候，才发现痛得要死。

来源：FT中文网
作者：谁谁谁

作者：侯艾君

在100多年时间里，中亚俄罗斯族群的形成是一个自然和人为的双重进程。1991年以后，人们发现：中亚还有大量俄罗斯族——“帝国”的遗民们。他们的境遇和命运，是学者和政治家口头、笔下活跃的话题，成为俄罗斯、中亚乃至所有后苏联国家中大政治的一部分。

不久前爆发的俄、格冲突，引起中亚学界和政界人士关注；有人甚至担心：俄罗斯开了一个先例：借口保护俄侨而入侵相关国家。中亚俄罗斯族问题的微妙性，也进一步凸显出来。

中亚俄罗斯族的迁移

早在16世纪末，就有一些俄罗斯人来到中亚北部，但其大规模移民是从19世纪下半期开始的。当时，帝俄军队刚刚征服中亚不久，就有大批俄内地农民要求迁居中亚。他们隐约觉得，国家会为自己报销路费或给某种优惠。俄国史学家克柳切夫斯基说：斯拉夫人像候鸟一样四处迁徙。这种自发的“民间殖民”，某种意义上巩固了俄军的军事征服成果。

20世纪上半叶及中期，俄罗斯族向中亚移民经历了四波浪潮：1920年代，苏俄内战和欧俄遭遇大饥荒，许多人逃难到中亚。1930年代，苏联工业化进程开始，大批俄罗斯族来到中亚，发展当地工业；与此同时，“大清洗”也迫使许多俄罗斯族到中亚。1941年卫国战争爆发后，欧俄的工厂和人员疏散到中亚和西伯利亚，继续运转并支持前线，苏联的经济地理布局发生深刻变化。1950、1960年代，赫鲁晓夫发起了开发处女地的运动。许多俄罗斯族移民来到中亚，建起工厂、学校、剧院、运河、水库等，改变了中亚的社会面貌。

但是到1960年代，俄罗斯族人口开始回流。1968年，许多俄罗斯族离开哈萨克斯坦，进入1970年代，其他中亚国家的俄罗斯族也陆续离开。原因是中亚当地居民的出生率太高，发生了所谓“人口爆炸”，引起就业困难、经济增速放缓，对来自欧俄的高技术人才需求减少。而且，随着中亚民族的传统复兴，当地人与俄罗斯族矛盾激化。1980年代，随着戈尔巴乔夫“改革”，各共和国都通过了《国语法》，当地人的民族主义上升，吉尔吉斯、塔吉克、乌兹别克斯坦等国甚至还爆发了民族冲突，而俄罗斯族常常成为冲突的受害者。

1991年前后，中亚俄罗斯族爆发了移民潮，一直持续到1990年代中期。主要原因是所有中亚国家都存在经济问题，这些年轻国家没有建国经验，当地居民生活贫困、失业率高。另外，中亚社会泛滥的家族政治模式，对于非本地民族有着显然的歧视。由于俄语的教育、文化、信息空间不断受到挤压，俄罗斯族感到自己的子女生活在这样的国家中将毫无前途，被迫前往俄罗斯寻求出路。1991年到1999年，俄罗斯接收了300万俄罗斯族人、24万乌克兰人、3万多白俄罗斯人，其中2/3以上有劳动能力，一半以上都受过中高等教育。

从20世纪末开始，俄罗斯族的大规模移民潮已不多见。一方面，想走的多数已经走了；同时，中亚国家的经济、政治局势逐步好转。但俄罗斯族的人口仍持续减少，截至2006年，俄罗斯族在哈萨克仅剩397.3万人，在乌兹别克为1 00万人，在吉尔吉斯为47万人，在土库曼估计在9万到10万之间，在塔吉克则为4.5万到5万人。到2007年初，中亚俄罗斯族估计在500万到550 万人。与苏联时代比，留在中亚的大约是60%，40%已经离开。

独立初期的反俄民族歧视

中亚是境外俄罗斯族的主要聚居区，仅次于乌克兰。大多数中亚俄罗斯族居住在哈、乌、吉三国，塔吉克和土库曼斯坦的俄罗斯族不断减少，且多为退休者或临近退休者。

在独立过程中，中亚社会被动员起来，来自边远地区的人口浪潮般拥入阿拉木图、比什凯克等城市。他们理直气壮地争夺住房、首都郊区的土地以及政府机关中的职位。他们都怀着信念：俄罗斯人是前殖民者，因此，应该剥夺那些之前的“剥夺者”，让主体民族当家作主，填充他们留下的真空。这些人群往往“俄罗斯化”程度低，多半不会说俄语，或说得像外国人一样蹩脚。大批人口急速拥入城市，导致资源紧张、就业艰难、犯罪率升高，引发族群矛盾。一些极端者在街头公开谩骂、侮辱、甚至殴打经过的俄罗斯族，对他们喊：滚回你们的国家吧！包括俄罗斯族在内的欧裔——犹太人、乌克兰人、希腊人、日耳曼人等面临去留抉择，命运难卜。多数人的心理、意志都不够坚强，只好选择“滚回”自己的国家(俄罗斯、德国、以色列等)；也有许多俄罗斯族人是“神经战”中的坚强者，他们留下来，成为“帝国的遗民们”。排挤的做法并非政府鼓励，但却对建国不久的政府不无裨益；而为长久计，必须加以制止，以挽留这些受教育程度高的人口，为新国家服务。所以，中亚领导人后来采取措施禁止民族歧视和排挤，但是，各种有形无形的排斥和清洗已经发生了。

留下来的俄罗斯族，或主动或被动地将自己的命运与新国家联系在一起，成为少数民族。尽管多数新独立国家的宪法、法律都规定各民族平等，但是，各国都不断采取措施，推进和强化“民族化”进程(如规定民族语言为国语，在各方面“去俄罗斯化”等)——中亚国家的民族和国家的形成过程至今并未终结，其间，俄罗斯族最敏感，心理压力巨大。

一些老弱者无力回到俄罗斯，成为真正的社会弱势群体。在经济恶化时，他们丧失社会保障，养老金都难得及时领取，走向沦落，被迫操一些不体面的生计：拾荒等。他们仍有苏联时的淳朴民风，会在外国人问路时，不远三里、五里将问路者送到目的地；会在公车上旁若无人地絮叨、抱怨、发牢骚，痛斥世风日下，然后突然高喊：让斯大林站起来！

或许，留下来的俄罗斯族在心理和道义上的收获，是他们一朝经历了作为少数民族的艰难，因此，更容易与其他早年流落中亚的“非主体民族”(东干人、朝鲜人、鞑靼人等)找到共同语言。在中亚这个民族陈列馆里，他们学会了更平等地看待其他少数族群。

有限的参政机会

在反俄歇斯底里之后，中亚当地居民变得理智，不再将不幸都归咎于俄罗斯人；而中亚国家与俄罗斯的关系相对稳定、成熟，对中亚俄罗斯族的地位也有积极影响。尽管如此，作为一个受教育程度较高的族群，如今的中亚俄罗斯族却很难参与所在国的政治生活。自1991年以来，俄罗斯族在当地权力部门的比重就越来越低，居多数的是各国主体民族。

以哈萨克斯坦为例，该国1995年议会选举中，下院中有43名哈萨克族，20名俄罗斯族；但到1999年议会选举时，下院选了14名哈萨克族，却没有一名俄罗斯族，仅有的两名俄罗斯族议员是纳扎尔巴耶夫总统直接任命的；再到2 007年议会选举时，下院选了82名哈萨克族、17名俄罗斯族，俄罗斯族的议席比例比其人口比例低了许多，为了平衡，充任下院副主席的季雅琴科、上院副主席苏金二人均为俄罗斯族。在哈萨克斯坦政府机关中，俄罗斯族公务员比例更低：哈萨克族占79%，而俄罗斯族占14.5%，乌克兰人占0.9%。

吉尔吉斯斯坦的情况更差。1995年选举的议员中，85人是吉尔吉斯族(占81%)，6名俄罗斯族和乌克兰族 (5.7%)，而俄、乌两族在该国人口中的比例为24%；2005年，议会成员中85%是吉尔吉斯族，只有1名俄罗斯族作为点缀；2007年选举中，73 名议员是吉尔吉斯族(占81%)，7名俄罗斯族。俄罗斯族之所以大幅增加，是因为该国实行新选举法，所有政党必须安插15%以上的非主体民族名额。而实行新选举法的背景是：吉尔吉斯斯坦南(奥什和贾拉拉巴德)、北(比什凯克)政治分裂，2005年颜色革命后，南方人主导的新政府宁可任用“异族人”以制衡北方势力，典型是任命俄罗斯族的丘基诺夫为总理。

相比之下，在移民较少的塔吉克和土库曼斯坦，政府中几乎没有俄罗斯族。而在中亚第一人口大国乌兹别克斯坦，有一些俄罗斯族在外交部、内务部等担任技术性职务。

哈、吉两国政府中，之所以能容纳一定比例的俄罗斯族，主要得益于两国领导人保持对俄友好关系的个人努力。另外，对于中亚最富裕的哈萨克斯坦来说，其对境内各民族所推行的“哈萨克化”政策获得成功，也是原因之一。1990年代初，一半多俄罗斯族认同自己既是哈萨克斯坦公民，又是俄罗斯国民；但现在，多数人只认同自己是哈萨克公民。

“去俄罗斯化”在继续

由于长期遭“老大哥”欺压的历史，中亚的“去俄罗斯化”进程至今还在延续。

在哈萨克斯坦的教科书里，帝俄、苏联时代一律被视为殖民地历史，直到1991年，该国才“成功完成了民族解放斗争”。近年来，哈国连续对省、市、县、村庄、街道等发起更名运动，实现“去殖民地化”，而将保罗达尔和彼得保罗斯克二市更名的问题，在俄、哈两族之间引起分裂。网络论坛里的俄罗斯族 “建议”主张更名的人：请自己建哪怕一个城市，然后，随你怎么命名。无疑，“去俄罗斯化”让俄罗斯族在心理上感觉被疏远、排斥。

在吉尔吉斯斯坦，当亲俄的总统阿卡耶夫于2005年流亡俄罗斯后，学界开始重审已被遗忘的1916年民族起义事件，认为是帝俄针对吉尔吉斯人的种族灭绝，并通过了政府决议，引起俄方不安。当然，之后由于吉国当权派与美国关系变坏，吉俄关系又开始回暖。

在土库曼斯坦，已故总统尼亚佐夫曾根据2003年俄、土签署油气合作“世纪大单”(土国以优惠价格向俄供气2 5年)中的附加条件，宣布作废之前的双重国籍协议，要求土国俄罗斯族在两个月内选定祖国，而如果选择离开土库曼，可能会失去财产、住房、公民权、工作等等，俄罗斯族一时陷入恐慌。俄政府一度低调容忍，但国防部高官声明将不惜动用核武器保护境外俄侨，引起舆论大哗。随着土国新总统上台，土俄紧张关系也有所缓和。

除了外交和政治上的纷争引起中亚俄罗斯族担忧外，中亚国家的家族势力和政治文化导致腐败现象严重，也令俄罗斯族不自在，并失去上升的机会。多年来，家族主义、裙带风是哈萨克和吉尔吉斯斯坦社会热议的话题。在哈萨克斯坦，3个玉兹瓜分了政府中的职位：大玉兹23个，中玉兹13个，小玉兹6个。总统、总理、下院主席、国防部长、外交部长、国安会主席等人士都出身大玉兹，中玉兹的代表人数少些，小玉兹则处于政治边缘。大玉兹中，占主导地位的是总统家族及其亲近的人。而在吉尔吉斯斯坦，南、北两大政治集团轮番主导该国政治进程。1990年，北方部落出身的阿卡耶夫上台，表明南方势力衰退——此前领导人是来自南方的马萨列夫；阿卡耶夫总统将许多亲戚安插到政府、企业的重要职位上。2005年，阿卡耶夫政权倒台，来自南方大家族的巴基耶夫上台，俄罗斯族还是要靠边站。

“召回俄胞”见效慢

多数情况下，俄罗斯无法在境外俄侨遭歧视时提供有效庇护，以至于有人认为，俄政府希望这种情形出现，从而将这些惶恐不安的人赶回本国；就等于是说，俄政府与反俄的民族主义者和歧视政策“合谋”，以解决自己日益严重的人口危机— —多年来，俄罗斯人口持续下降，据联合国预测，到2050年，俄罗斯的人口将只剩1.078亿人。远东和西伯利亚地区最感人口缺乏，不得不接纳大量中国人和朝鲜人。俄罗斯担心任由这种形势发展下去，本国安全将难以保障，所以主张借“吸收境外俄侨”来解决自己的人口问题。此举还可在政治和道义方面赢得好处：表明俄罗斯没有忘记境外俄胞。而且，多年以来，中国吸引了巨额的华人、华侨的投资，也令俄罗斯学者和政治家热议、并艳羡不已，希望借助境外俄侨而加强与所在国家的联系，吸收投资，让业已流失了的智力实现“回流”。最后，近年来，俄罗斯经济快速恢复和增长，并赚取了巨额的石油美元，使其初步具备了接收移民的条件。

2006年12月，俄罗斯开始执行从近邻国家吸引移民回俄罗斯的国家计划，预计在2007年移民5万人，到2 012年前移民30万人——不包括家庭成员。备选的12个移民目标区中，7个位于西伯利亚或远东，都是俄罗斯的不发达地区，就业机会少，当地人都大量移民到欧俄地区；而即使是中部省份，经济也不怎么发达，因此，大多数移民都愿意前往靠近西方的加里宁格勒州。俄罗斯驻哈使馆收到的申请表中，一半多都希望去加里宁格勒州。

但是，眼下看来，俄罗斯的人口召回政策困难重重。2007年11月14日，在莫斯科举行的“同胞一体化-20 07”论坛上，只有130人打算移居俄罗斯，另外还收到4500份申请。一些现实困难是：住房问题无法解决——新移民在俄罗斯没有信贷记录，无法贷款买房；俄驻外使领馆态度恶劣、效率低下。许多想要移民加里宁格勒的俄罗斯族抱怨使领馆工作消极，而使领馆则推诿说，是地方政府没有尽力为新移民安排工作。此外，大规模移民还可能引发社会问题：新移民和原住民争夺住房、工作岗位等资源，极有可能引发社会冲突。

另一方面，中亚俄罗斯族对母国的召唤反应并不积极。不少留下来的俄罗斯族社会地位和生活水平较高，在技术含量高的单位领取高薪，部分人还有生意。即使对于情况较差的俄罗斯族来说，移民俄罗斯的前景并不明朗，也未必美妙。新移民须归还俄政府发给他们的钱，几乎是被一张“卖身契”束缚；将新移民赶到经济落后之地扎根，几乎又是一次惩罚——中亚俄罗斯族已被祖国惩罚过一次了——许多人的祖先本来就是逃难到中亚的：由于饥荒、1930年代的镇压富农、 “大清洗”运动等。还有些人不信任俄政府，甚至有抵触，他们有一种悲情：1991年后，叶利钦政府让俄胞在境外听凭命运的摆布，蒙受了巨大苦难。

现在，经过多年融合，中亚俄罗斯族的民族心理已不同于本土俄罗斯族，他们适应了当地社会，形成一个新族群，可称为“俄裔亚洲人”或“中亚俄裔”。对于多数中亚国家来说，俄罗斯族是优质的人力资源，是中亚国家工业、科技领域的支柱，他们离去会导致许多工业设施无法运转；一些有识之士指出：俄罗斯族参政还可以抑制中亚国家的政治毒瘤——贪污腐败，因为他们没有那么多贪婪、凶狠的亲戚。俄罗斯的人口召回政策，甚至让哈萨克斯坦感到压力：到2015 年前，该国将有 50万人的劳力缺口，也须依靠外来移民填充。

同时，坚持留下的俄罗斯族并不总是被信任。有人担心，俄罗斯会将中亚俄罗斯族作为达到政治目的的工具，挑起中亚的民族冲突；中亚俄罗斯族甚至可能成为“第五纵队”。2008年8月8日爆发的俄、格“五日战争”让某些论者警惕：中亚国家也可能因俄侨问题而面临俄罗斯入侵的危险。8月28日，俄总统梅德韦杰夫在为《金融时报》撰写的稿件中称，处理生活在“同一屋檐下的”民族之间的关系，需要极度小心。他说：“共产主义分崩离析之后，俄罗斯甘心接受了 ‘失去’1 4个前苏联共和国的事实。这些共和国成为了独立国家，有大约2500万俄罗斯人留在了不再属于自己的国家。其中有些国家在对待少数民族时不够尊重。”然而，中亚国家对于俄、格冲突表态非常谨慎，梅德韦杰夫在上合峰会上的一些相关建议并未获得广泛赞同，就说明了中亚国家对俄可能打“俄侨保护”牌的警惕。

原文

CBN记者 孙进 发自上海

“我要成立的不 是风险投资，也不是天使投资。”刚从谷歌全球副总裁、大中华区总裁离任的李开复今日接受CBN记者专访时表示，他计划募集8亿元人民币的资金用于第一个五 年周期，开创一个天使投资+创新产品和团队的平台，名为“创新工场”，开辟中国风险投资和创业的一个新模式。

李开复 在8月首先获得了中经合集团董事长刘宇环(Peter　Liu)的支持，然后李开复在一个星期之内，拜访了12位投资者，其中包括联想控股总裁柳传志、鸿 海集团董事长郭台铭、新东方集团董事长俞敏洪和Youtube创始人陈士俊。除了陈士俊进行了个人投资外，前三者均代表公司以机构投资者身份介入，一共募 集了9个投资股东的投资。

“第一期到位了1500万美元，”李开复表示，8亿元会很快募集到位，而且包括联想和鸿海等机构的资源，以及柳传志等投资者作为创业导师，都会支持这一平台。

李 开复希望保持公司规模在110人的规模，其中包括创业者，以及支持性的法务、财务和人事，采用谷歌内部对于创意项目的筛选模式。这些员工首先产生创意，然 后在内部进行投票排序，李开复进行最后的评定，每年从中挑选出20个创意去尝试，然后经过测试再挑选出10个项目，最后一步筛选成立5个分公司。

此后，李开复会帮助5个公司挑选团队，进行人员搭配，开始真正的商业运营。李开复表示，从创意到项目会用3-5个月的时间，从项目到公司会使用6-9个月，整个周期会用1年时间去尝试。

一旦形成之后，内部子公司公司会脱离创新工场的平台，成为独立公司，这5个独立公司还可以挖走创新工场内部的人，组成团队。李开复会帮助这些公司去寻找诸如红杉和IDG等风险投资，创新工场也会参与追投，持股20%或30%。

随后，创新工场每年会补充被挖走的约50个人员，持续保持110人的规模。同时进行新一轮的创业筛选。如果顺利，李开复计划打造50个公司，支持500个创业者。

在李开复看来，创新工场能够提供的资源是完善的后台运营支持，招聘到最优秀的创业者，一个共享的开发平台和资源，互补团队的搭建，以及完善的筛选机制。主要的领域是涉及互联网(尤其是电子商务)，移动互联网和云计算。

李开复表示，目前不会对外投资也不会接受商业计划书，只接受创业者进入这个平台，网站在今日9：30分正式上线，创业者就可以提交简历。

“目前创新工场只有3个人的团队”，李开复表示，只有他和秘书以及一位公关人员。而他需要的创业者是已经有IT公司等工作和管理经验的人员，也欢迎大学生来应聘，但是提供给大学生的名额不多，因为大学生还缺乏创业经验，并不是十分合适。

“我现在已经接到了很多要注资的要求和几十封自荐信，”李开复表示，整个平台半年内应该会搭建完毕，希望能将天使投资的模式带到高度规模化、产业化的新境界。

柳传志表示，李开复曾经在中国的谷歌、微软都做过领导工作，既有领导的实践经验，又有很强的创新意识。他来用创新工场这种新的模式开展工作本身就是一种创新，值得支持。

事 实上，天使投资是美国早期创业的和创新主要支柱。在美国，目前的天使投资能够占风险投资总体盘子的40%至50%。美国新罕布什尔大学下属的创业研究中心 的一份报告表明，2008年，美国共有26万多个活跃的天使投资人，除此之外，还有多个天使投资组织。他们为55480个创业企业提供了总额为192 亿美元的投资。

而根据普华永道的统计报告，2008年，美国的后期风险投资共投入了280多亿美元资助了3700个 投资项目。天使投资(Angel　 Investment)最早起源于19世纪的美国，通常指自由投资者或非正式风险投资机构对原创项目或小型初创企业进行的一次性的前期投资，　他们和机构 风险投资一起构成了美国的风险投资产业。(第一财经日报 孙进)

9月 7日消息，CNET(中国)媒体总编刘克丽今日发表博客称，李开复离职创办的风险投资平台网站“创新工场”(www.innovation- works.com)已得到了柳传志、郭台铭、俞敏洪、陈世俊等资金大大鳄四年八亿资金实体的支持，4个星期融资够两年使用，郭台铭今天专机参加发布会。

据悉，“创新工场”未来将专注互联网行业、移动互联网行业以及信息技术行业。根据创新工厂网站首页披露的信息，其关注的领域主要是互联网、移动互联网以及信息技术，并将甄选最优秀的创业理念、创业者和工程师，把每一个创业环节进行优秀匹配，同时提供资金、指导和后援。

以下是CNET(中国)媒体总编刘克丽博客全文：

前天9月5日我和ZDnet高飞、张丹采访了李开复，但遵守职业道德和我对开复的承诺今天才能发表，关键句如下：

1、 我建立中国创新工场每年投入3.5个企业，周一十点半在清华召开大会。已得到了柳传志、郭台铭、俞敏洪、陈世俊等资金大大鳄四年八亿资金实体的支持，4个星期融资够两年使用，郭台铭今天专机参加发布会

2、 我的创业工场，是航空母舰加跑车，吸取微软航母和谷歌跑车的经验

3、 我要每年要做3—5个公司，10年有50个，我的创业最糟的情况也会成功，最糟的结果也会培养上千企业家

4、 未来今后十年我每年招50个弟子，我还招500名以上的弟子，但不要只是要名校前3名，我不会主动去挖谷歌的员工

5、 我什么都可能做，就是不做搜索，因为我不会做以前做过的事情

6、 跨国企业四大问题，动作慢、不放权、不顾本地需求、急于赚钱

7、 微软是航母、谷歌是跑车，李要做的是航母加跑车

8、 让座航空母舰公司做跑车很难，做跑车的公司做航母更难，但谷歌公司会占便宜。

9、 我在谷歌4年将谷歌从四项落后到四项领先。我做的不好的事情，品牌拉力不够，为什么谷歌不可能成长的更快，就是品牌影响力不够大

10、 我从来不后悔，后悔是浪费时间

11、我的职业生涯走过了4个阶段，从技术——技术管理——全面企业管理——创业，我的创业不会失败

12、创业绝对不要做倾家荡产的创业

13、品牌与产品推广的资金比例各种产品不同，时期也会不同，同质化的产品品牌投入要多，差异化的产品要做产品宣传

14、创新工场注重商业价值，技术会被忽略

15、互联网市场与传统市场不同，互联网是唯一的产品与销售是一体的，例如传统的牙膏，在电视上打广告，在商场销售，而互联网上看到什么东西，点击记下就能完成销售。

16、我上一周5天睡了10个小时，但不会永远这样下去 ，我辛苦是我最快乐的时候

17、我一年前的八月有了创业的想法，但有了金融风暴就暂停了。我6月份生病躺在床上，看到生老病死，大彻大悟，决心创业。

不看不知道，世界还真奇妙！原来我们平时所讲的这八个俗语，当初并不是现在的样子，只不过历史的变迁，社会的发展使它们发生了不小的变化，与原来的字词有着天差地别。

1、“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原为“嫁乞随乞，嫁叟随叟”意思是一个女人即使嫁给乞丐或者是年龄大的人也要随其生活一辈子。随着时代的变迁，这一俗语转音成鸡成狗了。

2、“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皮匠”实际上是“裨将”的谐音，“裨将”在古代是指“副将”，原意是指三个副将的智慧合起来能顶一个诸葛亮。流传中，人们将“裨将”说成了“皮匠”。

3、“不见棺材不落泪”，本是“不见亲棺不落泪”，并不是见了任何棺材都落泪。讹变为“不见棺材不落泪”，如果不管谁的棺材，只要见到就落泪，那就有点太莫名其妙了。

4、“有眼不识金镶玉”，本是“有眼不识荆山玉”。荆，指古代楚国；“荆山玉”，是玉匠在荆山发现的玉。

5、“不到黄河心不死”，本是“不到乌江心不死”。乌江，项羽他老人家自刎的地方。乌江讹变成黄河，真是让人无从解释了。

6、“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本是“舍不得鞋子套不住狼”意思是要打到狼，就要不怕跑路，不怕费鞋。不过这个我还能理解点，因为好像四川那边管鞋叫孩子。如果真的拿活生生的孩子去套狼，也太恐怖啦！

7、“狗屁不通”，这个成语最初是“狗皮不通”。狗的表皮没有汗腺，酷夏，狗要借助舌头来散发体内的燥热。“狗皮不通”就是指狗的身体这个特点，“屁”是污浊的象征，对于文理不通的东西，以屁来喻，也就将就吧！

8、“王八蛋”这是民间的一句骂人话。实际上，这句话的原来面目是“忘八端”。古代“八端”是指“孝，悌，忠，信，礼，义，廉，耻”，此八端指的是做人之根本，忘记了这“八端”也就是忘了基本的做人根本，可是后来却被讹变成“王八蛋”。

眼下，中国经济中最火的字眼儿非“海”莫属。

从东北到西南，从“转身向海”的辽宁沿海产业带，因曹妃甸而被人们“突然发现”的河北唐海，“沸腾的你无法想象”的天津滨海，到要赶超苏南的江苏沿海经济区，要搭补起长三角和珠三角之间短板的福建海西经济区，再到以广西北海为中心、志在对接东盟的北部湾经济区，沿海开发的热度在不断的上升。

“后发制人”的冲动

改革开放以来，沿海一直是官学两界热议的话题，媒体也多有关注和报道。不过，前半期人们讨论的热词主要是“珠三角”、“长三角”等先发地区的示范效应，而到了后半期，关于沿海区域经济的话语重点就逐渐转为后发地区的以 “经济区（带）”为主体的崛起诉求，饱含着浓重的集团赶超的意味。

如果说“珠三角”、“长三角”等区域经济带的出现，更多是一种经济自然演进的结果，人们对当地的“区域”的强调也更多是试图对发展的后果进行协调，而上述后发地区的“城市群”或“经济区（带）”的提出，则带有某种倒果为因的逻辑支撑——认为“珠三角”、“长三角”的遥遥领先，主要得益于当地“经济区（带）”的存在。因此，若要实施赶超战略，实现跳跃式发展，需要主动将一群城市体“规划”到一起，以期产生集聚效应。而且这种捆绑发展的结果，当可避免珠、长地区当初因区域规划不力导致的产业同构现象。如此，岂非一举两得？

在这种逻辑的背后，除了上述倒果为因的误读外，是否还折射出后发地区的决策者们对于沿海地区先行一步的动力机制的简单化理解，是一个饶有兴味的话题。

深圳模式放大再放大

对于以深圳为代表的沿海地区的发展经验，后发地区的决策者们最感兴趣的是特区兴办之初政府部门对当地生产要素的有效整合——圈地、“四通一平”、 “园区”、“快速通道”等等，砸下大盘子办才能办大事，才能承接外资的落地开花。他们认为正是这种政府的强力主导加上中央的财税优惠和政策倾斜，奠定了沿海地区的崛起基础。

如今中央的政策倾斜已不再是真金白银，而主要体现为“制度红利”，那么接下来最重要的是将深圳的“砸盘子”模式在一个区域的范围内放大再放大。这解释了为什么几乎每一个“城市群”或“经济区（带）”规划的提出，都要伴之以大手笔的交通和基础设施建设规划——区域版的“四通一平”、“七通一平”乃至 “九通一平”。

以交通建设为例，几乎每个群或区（带）都提出了“几纵几横”的目标，新建高速公路至少要达上千公里，港口吞吐量动辄要超越百万吨级，而要投入的资金当然也都在数百亿乃至数千亿之巨。

对这些群或区（带）来说，大手笔的基建只是部分解决了“通”的问题，为了“引凤”，还需进一步在“筑巢”上下功夫，而在这方面，后发地区多认为自身拥有不可多得的后发优势：低廉的要素价格，尤其是土地价格。

在《天下无贼》中，葛优说“21世纪最贵的是人才”。而对于经济发达地区的政府来说，最贵的则是土地。随着产业饱和度的日益提高，行之有年的以廉价土地招徕投资的模式已难以为继。这也是沿海地区城市近年来加大整治“城中村”和力争扩大城市规模的主要驱动力所在。以深圳为例，深圳市高层多次公开表示，深圳的发展越来越受到土地资源紧缺的制约。后来，深圳采取了对“城中村”和二线关外的土地“双管齐下”的举措，还试图复制广州模式，将临近的惠州变成自己的一个区，至今未果。

有鉴于此，后发地区在对外招商引资的宣讲中，纷纷强调自身土地资源禀赋强的先天优势。比如，辽宁沿海产业带的规划介绍中就明确指出，辽宁沿海地区土地的资源较为丰富，拥有相当一部分不涉及占用农田和耕地的废弃盐田、盐碱地和荒滩。通过对“五点一线”中的“一线”滨海路的建设，连接上百个工业园区，可在原有基础上对盐碱地、滩涂进行开发和利用，有效整合沿海土地，最终达到2000平方公里，形成30个沿海中级镇，做大50个小城镇。

此外，天津的滨海新区，河北的曹妃甸工业区等，也都将“土地牌”的重点放在沿海滩涂上。

当然，是不是所有的看似荒废的盐碱地和滩涂都是当然的工业用地，尚未有定论。不少专家指出，沿海滩涂中包含有大量湿地，是维持生态平衡不可或缺的 “宝地”，不能轻言开发利用。不过，面对巨大的经济利益和高昂的发展热情，这种声音总是显得很微弱，而有关的环评也总能做出比较符合“地方实际”的结果。

当然，在这新一轮的土地生意中，有一种现象正令后发区域的主政者们喜忧参半：土地升值。如果土地不升值，则说明本地吸引力不足，筑巢未能引凤，大量的前期投入有打水漂的风险，至少也有回收缓慢之虞。土地升值，则表明梧桐树含金量日渐提升，更多凤凰来栖可期，且土地增值收益可用于进一步改善投资环境，皆大欢喜。然而土地升值过速，则好事可能变成坏事，因为低廉的地价正是后发优势的核心所在。

对地价的拿捏不定还因为这些区域对各产业基地功能叠加式的规划而更形复杂。几乎所有产业基地的建设规划都列入了学校、医院、大型体育运动中心、市民休闲娱乐中心等设施，以彰显其人文色彩和把基地打造成宜居新城区的诉求。

房产投资者们敏锐地捕捉到了其中的升值空间。接下来，产业基地的管理者们经历了同样的先喜后忧的历程：房产的升值和繁荣令人们心目中形象冷硬的产业基地变成了一个个“魅力之都”，但买屋者非居者情势下的房价飙升则很快令管委会们忧心忡忡，人气依然没有聚集起来，而房价则高到连世界500强企业的员工都要啧有怨言。又是一个两难之局。

梯度，反梯度：左右逢源与左右为难

现在的地方政府在做出各项规划时，多喜借鉴各种理论框架以显示决策的科学性。递度理论便是后发地区的决策者们做产业规划时最喜欢引用的一个模型。

梯度理论认为，经济技术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客观上形成了经济技术梯度，有梯度就有空间推移。生产力的空间推移，首先是有条件的高梯度区引进掌握先进技术，然后逐步依次向二级梯度、三级梯度地区推移。随着经济的发展，推移速度的加快，就可以逐步缩小区域间的差距，实现经济分布的相对均衡。

随着先发沿海地区产业“腾笼换鸟”力度的加大，相关产业迁出速度呈加快之势。面对这一动向，后发沿海区域的官员们张口“递度推移”，闭口“承接产业转移”，并大力推介自身的“沿海”、“临港”等区位优势。

然而，沿海产业的转移并没有严格按照梯度推移的模式进行，有些甚至转身去了越南、泰国等国家。失望之余的后发沿海区域官员们被迫采取更积极的引资姿态，因此纷纷转而求助于反梯度理论，为自己的进取找寻依据。

反梯度理论中最为后发沿海区域官员们所激赞者，是认为现有生产力水平的梯度顺序，不一定等于引进先进技术和经济发展的顺序，这种顺序可能由经济发展的需要和可能决定。只要经济发展需要，而又具有条件，就可以引进技术，进行大规模发展，而不管该区域处于哪个梯度；落后的低梯度区，可以直接引进世界最新技术，发展自己的高技术，实行超越发展，然后向二级、一级梯度区进行反推移。

如此，则不仅无需躬身迎候一级、二级梯度区的推移，还可掌握引进资金和技术的主动权，高举高打，后发制人。

不过，践行这一理论的难度在于，“经济发展需要”好确定，“而又具有条件”不易满足。此时，各后发区域更多强调的是自己的传统产业优势，及其与先进技术的对接可能。然而，先进技术的引进不是一个简单的嫁接事件，接下来的培育和发展更依赖于当地的研发实力和上下游配套能力，而这些实力和能力的打造和提升又远非能朝夕见功。

近年来，后发区域的产业引进中，真正拥有技术亮色的反而出现在成都、重庆、西安等拥有相对科研实力和产业基础的内陆城市中。上海、深圳、北京、大连等沿海城市在高科技产业和先进制造业方面则依然拥有无可比拟的优势。

曾有一段时间，后发沿海区域迷恋于引进龙头企业，寄希望于其入驻能带来上下游产业的集聚。不过，这种企图很容易陷入“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悖论，龙头企业在决定自己是否投资时，首先考虑的也是当地原有的成龙配套能力。

那么留给后发区域的产业空间何在呢？很不幸，从目前的情形看，后发沿海区域接纳的主要还是“偏重型”、“偏地型”乃至“偏污型”企业，一言以蔽之，还是“傻大黑粗”唱主角，以至有中国产业转移路线图与污染迁徙路线图基本重合之讥。

以北部湾经济区为例：中石油在钦州规划了一个1000万吨的炼油项目；中石化在钦州成立了石油分公司；武钢在防城港建立钢铁基地；有水泥大王之称的安徽海螺集团投资玉林建设大型水泥生产项目；金光集团旗下的APP则投资500亿人民币，在钦州打造亚洲最大的林浆纸一体化基地。这些企业和项目基本都是重化工业及高耗能、高污染的制造业。

在辽宁沿海经济带的规划中这样写道，辽宁（营口）沿海产业基地将打造以冶金产业为主导的产业集群，仙人岛能源化工区的建设将为产业基地提供充足的化工原材料，规划中的冶金及重装备制造工业区、鞍钢营口新区可以为产业基地提供装备制造业原材料等。

福建省《2009年产业发展投资重点》则称，要以建设海峡西岸先进制造业基地为重点，加快临港重化工业发展，今年争取工业投资超过2100亿元；河北的曹妃甸更是钢铁、炼化等产业的“天堂”。

上述这些后发区域选择“偏重”路线，一方面迎合了我国工业发展进入重化阶段这一趋势，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沿海的区位优势，方便承接海外原料进口和制成品出口。

另外一个饶有趣味的现象是，上述地区产业的主体多以大型央企为主，在投资方面出手豪阔。

后发区域政府与央企这两个预算和环保软约束体的亲密牵手，在宽松信贷和以复苏为第一要务的背景下意味着什么？彼此能得到些什么？它们在未来的日子里将演绎什么样的分分合合的故事？在接下来的时段里，这些疑问将成为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和产业布局变迁意味丰富的观察点。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作者：苏琦
来源：FT中文网

原文：http://www.ftchinese.com/story.php?storyid=0010285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