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下，中国经济中最火的字眼儿非“海”莫属。
从东北到西南，从“转身向海”的辽宁沿海产业带，因曹妃甸而被人们“突然发现”的河北唐海，“沸腾的你无法想象”的天津滨海，到要赶超苏南的江苏沿海经济区，要搭补起长三角和珠三角之间短板的福建海西经济区，再到以广西北海为中心、志在对接东盟的北部湾经济区，沿海开发的热度在不断的上升。
“后发制人”的冲动
改革开放以来，沿海一直是官学两界热议的话题，媒体也多有关注和报道。不过，前半期人们讨论的热词主要是“珠三角”、“长三角”等先发地区的示范效应，而到了后半期，关于沿海区域经济的话语重点就逐渐转为后发地区的以 “经济区（带）”为主体的崛起诉求，饱含着浓重的集团赶超的意味。
如果说“珠三角”、“长三角”等区域经济带的出现，更多是一种经济自然演进的结果，人们对当地的“区域”的强调也更多是试图对发展的后果进行协调，而上述后发地区的“城市群”或“经济区（带）”的提出，则带有某种倒果为因的逻辑支撑——认为“珠三角”、“长三角”的遥遥领先，主要得益于当地“经济区（带）”的存在。因此，若要实施赶超战略，实现跳跃式发展，需要主动将一群城市体“规划”到一起，以期产生集聚效应。而且这种捆绑发展的结果，当可避免珠、长地区当初因区域规划不力导致的产业同构现象。如此，岂非一举两得？
在这种逻辑的背后，除了上述倒果为因的误读外，是否还折射出后发地区的决策者们对于沿海地区先行一步的动力机制的简单化理解，是一个饶有兴味的话题。
深圳模式放大再放大
对于以深圳为代表的沿海地区的发展经验，后发地区的决策者们最感兴趣的是特区兴办之初政府部门对当地生产要素的有效整合——圈地、“四通一平”、 “园区”、“快速通道”等等，砸下大盘子办才能办大事，才能承接外资的落地开花。他们认为正是这种政府的强力主导加上中央的财税优惠和政策倾斜，奠定了沿海地区的崛起基础。
如今中央的政策倾斜已不再是真金白银，而主要体现为“制度红利”，那么接下来最重要的是将深圳的“砸盘子”模式在一个区域的范围内放大再放大。这解释了为什么几乎每一个“城市群”或“经济区（带）”规划的提出，都要伴之以大手笔的交通和基础设施建设规划——区域版的“四通一平”、“七通一平”乃至 “九通一平”。
以交通建设为例，几乎每个群或区（带）都提出了“几纵几横”的目标，新建高速公路至少要达上千公里，港口吞吐量动辄要超越百万吨级，而要投入的资金当然也都在数百亿乃至数千亿之巨。
对这些群或区（带）来说，大手笔的基建只是部分解决了“通”的问题，为了“引凤”，还需进一步在“筑巢”上下功夫，而在这方面，后发地区多认为自身拥有不可多得的后发优势：低廉的要素价格，尤其是土地价格。
在《天下无贼》中，葛优说“21世纪最贵的是人才”。而对于经济发达地区的政府来说，最贵的则是土地。随着产业饱和度的日益提高，行之有年的以廉价土地招徕投资的模式已难以为继。这也是沿海地区城市近年来加大整治“城中村”和力争扩大城市规模的主要驱动力所在。以深圳为例，深圳市高层多次公开表示，深圳的发展越来越受到土地资源紧缺的制约。后来，深圳采取了对“城中村”和二线关外的土地“双管齐下”的举措，还试图复制广州模式，将临近的惠州变成自己的一个区，至今未果。
有鉴于此，后发地区在对外招商引资的宣讲中，纷纷强调自身土地资源禀赋强的先天优势。比如，辽宁沿海产业带的规划介绍中就明确指出，辽宁沿海地区土地的资源较为丰富，拥有相当一部分不涉及占用农田和耕地的废弃盐田、盐碱地和荒滩。通过对“五点一线”中的“一线”滨海路的建设，连接上百个工业园区，可在原有基础上对盐碱地、滩涂进行开发和利用，有效整合沿海土地，最终达到2000平方公里，形成30个沿海中级镇，做大50个小城镇。
此外，天津的滨海新区，河北的曹妃甸工业区等，也都将“土地牌”的重点放在沿海滩涂上。
当然，是不是所有的看似荒废的盐碱地和滩涂都是当然的工业用地，尚未有定论。不少专家指出，沿海滩涂中包含有大量湿地，是维持生态平衡不可或缺的 “宝地”，不能轻言开发利用。不过，面对巨大的经济利益和高昂的发展热情，这种声音总是显得很微弱，而有关的环评也总能做出比较符合“地方实际”的结果。
当然，在这新一轮的土地生意中，有一种现象正令后发区域的主政者们喜忧参半：土地升值。如果土地不升值，则说明本地吸引力不足，筑巢未能引凤，大量的前期投入有打水漂的风险，至少也有回收缓慢之虞。土地升值，则表明梧桐树含金量日渐提升，更多凤凰来栖可期，且土地增值收益可用于进一步改善投资环境，皆大欢喜。然而土地升值过速，则好事可能变成坏事，因为低廉的地价正是后发优势的核心所在。
对地价的拿捏不定还因为这些区域对各产业基地功能叠加式的规划而更形复杂。几乎所有产业基地的建设规划都列入了学校、医院、大型体育运动中心、市民休闲娱乐中心等设施，以彰显其人文色彩和把基地打造成宜居新城区的诉求。
房产投资者们敏锐地捕捉到了其中的升值空间。接下来，产业基地的管理者们经历了同样的先喜后忧的历程：房产的升值和繁荣令人们心目中形象冷硬的产业基地变成了一个个“魅力之都”，但买屋者非居者情势下的房价飙升则很快令管委会们忧心忡忡，人气依然没有聚集起来，而房价则高到连世界500强企业的员工都要啧有怨言。又是一个两难之局。
梯度，反梯度：左右逢源与左右为难
现在的地方政府在做出各项规划时，多喜借鉴各种理论框架以显示决策的科学性。递度理论便是后发地区的决策者们做产业规划时最喜欢引用的一个模型。
梯度理论认为，经济技术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客观上形成了经济技术梯度，有梯度就有空间推移。生产力的空间推移，首先是有条件的高梯度区引进掌握先进技术，然后逐步依次向二级梯度、三级梯度地区推移。随着经济的发展，推移速度的加快，就可以逐步缩小区域间的差距，实现经济分布的相对均衡。
随着先发沿海地区产业“腾笼换鸟”力度的加大，相关产业迁出速度呈加快之势。面对这一动向，后发沿海区域的官员们张口“递度推移”，闭口“承接产业转移”，并大力推介自身的“沿海”、“临港”等区位优势。
然而，沿海产业的转移并没有严格按照梯度推移的模式进行，有些甚至转身去了越南、泰国等国家。失望之余的后发沿海区域官员们被迫采取更积极的引资姿态，因此纷纷转而求助于反梯度理论，为自己的进取找寻依据。
反梯度理论中最为后发沿海区域官员们所激赞者，是认为现有生产力水平的梯度顺序，不一定等于引进先进技术和经济发展的顺序，这种顺序可能由经济发展的需要和可能决定。只要经济发展需要，而又具有条件，就可以引进技术，进行大规模发展，而不管该区域处于哪个梯度；落后的低梯度区，可以直接引进世界最新技术，发展自己的高技术，实行超越发展，然后向二级、一级梯度区进行反推移。
如此，则不仅无需躬身迎候一级、二级梯度区的推移，还可掌握引进资金和技术的主动权，高举高打，后发制人。
不过，践行这一理论的难度在于，“经济发展需要”好确定，“而又具有条件”不易满足。此时，各后发区域更多强调的是自己的传统产业优势，及其与先进技术的对接可能。然而，先进技术的引进不是一个简单的嫁接事件，接下来的培育和发展更依赖于当地的研发实力和上下游配套能力，而这些实力和能力的打造和提升又远非能朝夕见功。
近年来，后发区域的产业引进中，真正拥有技术亮色的反而出现在成都、重庆、西安等拥有相对科研实力和产业基础的内陆城市中。上海、深圳、北京、大连等沿海城市在高科技产业和先进制造业方面则依然拥有无可比拟的优势。
曾有一段时间，后发沿海区域迷恋于引进龙头企业，寄希望于其入驻能带来上下游产业的集聚。不过，这种企图很容易陷入“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悖论，龙头企业在决定自己是否投资时，首先考虑的也是当地原有的成龙配套能力。
那么留给后发区域的产业空间何在呢？很不幸，从目前的情形看，后发沿海区域接纳的主要还是“偏重型”、“偏地型”乃至“偏污型”企业，一言以蔽之，还是“傻大黑粗”唱主角，以至有中国产业转移路线图与污染迁徙路线图基本重合之讥。
以北部湾经济区为例：中石油在钦州规划了一个1000万吨的炼油项目；中石化在钦州成立了石油分公司；武钢在防城港建立钢铁基地；有水泥大王之称的安徽海螺集团投资玉林建设大型水泥生产项目；金光集团旗下的APP则投资500亿人民币，在钦州打造亚洲最大的林浆纸一体化基地。这些企业和项目基本都是重化工业及高耗能、高污染的制造业。
在辽宁沿海经济带的规划中这样写道，辽宁（营口）沿海产业基地将打造以冶金产业为主导的产业集群，仙人岛能源化工区的建设将为产业基地提供充足的化工原材料，规划中的冶金及重装备制造工业区、鞍钢营口新区可以为产业基地提供装备制造业原材料等。
福建省《2009年产业发展投资重点》则称，要以建设海峡西岸先进制造业基地为重点，加快临港重化工业发展，今年争取工业投资超过2100亿元；河北的曹妃甸更是钢铁、炼化等产业的“天堂”。
上述这些后发区域选择“偏重”路线，一方面迎合了我国工业发展进入重化阶段这一趋势，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沿海的区位优势，方便承接海外原料进口和制成品出口。
另外一个饶有趣味的现象是，上述地区产业的主体多以大型央企为主，在投资方面出手豪阔。
后发区域政府与央企这两个预算和环保软约束体的亲密牵手，在宽松信贷和以复苏为第一要务的背景下意味着什么？彼此能得到些什么？它们在未来的日子里将演绎什么样的分分合合的故事？在接下来的时段里，这些疑问将成为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和产业布局变迁意味丰富的观察点。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作者：苏琦
来源：FT中文网
原文：http://www.ftchinese.com/story.php?storyid=0010285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