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往往敬畏权威，但是漠视规则或者信奉潜规则。
不遵循规则的民族好像很拽，其实很苦和累，因为一直要寻思“不走寻常路”！
我常常站在中国的十字路口犯傻、耻辱与尴尬，红灯当前，有时只剩下我一个人“不敢”闯红灯。有一次，一辆标有某执法单位的小车闯红灯，当它傲慢地与我擦身而过时，我指了指红灯说：“看到红灯了没有？”那司机居然要停车下来揍我，结果把遵守规则的我吓跑了，他们汹涌着一车人，我可不吃眼前亏。做中国人，有时很悲哀与无奈，只好做阿Q，自我安慰。
可悲的是，中国人总觉得最拽就是敢于不守规矩，是很多国人唾沫横飞吹牛的资 本。
七十年前，朱光潜先生谈美，提出“我们对于一棵古松的三种态度”——实用的，科学的，美感的。他举例说，一个木商看一棵古松，想的只是做什么用，值多少钱，架屋还是制器，怎么买它、砍它、运它；若是植物学家，就注意它的枝叶花果，生态特征，以便分类；画家不管这些，只欣赏它的颜色线条，气概神韵。
七十年后，如果又来到一棵古松前面，国有木材企业、经营木材的私商不用说了，就是职在营林造林的部门，职在护林的人员，当地有关的官员、干部，眼睛盯着这棵树，想的竟也都是怎么用它卖出高价来。最怕的是环保部门也陷入这种态度。
画家呢，也总有一部分人，拿着画笔，盘算着画出来能够标多少价码。
植物学家和其他科学家在这棵古松前，有几位能不屈从于长官意志和红包，坚持科学态度，就值得我们举手敬礼了。
一棵古松，只是临时取来打个比方，它可以读作一片原始深林，一片湖泊，一个城市中的贫民区，或是古城郊外的一片废墟（例如圆明园）……现在通称为资源，但在人们眼里，不是科学研究的资源，也不是审美感受的资源，而成了一些人借以“创收”的“财源”，要变着法儿竭泽而渔，把子孙几代的那一份也抢先来透支了。
不知从几时起，三种态度并作了一种眼光，就是能卖多少钱，连科学和美感的价值也已经以金钱为量化标准时，还奢谈三种态度，谈美，谈科学，无乃过迂乎。
邵燕祥 文 来源：文摘报
12月19日，耶鲁大学教授Stearns发出一份电子邮件，致修读其课程的全体同学，并附寄耶鲁驻北大代表以及部分耶鲁教授和北大教授。邮件中称，选修他主讲的《生物进化学》课程的个别学生提交的课程论文涉嫌抄袭。针对此事，近日，北大教务部发布《教务部就个别学生违反学术规范一事的说明》，表示北大已启动调查程序。（京华时报2007年12月25日）
犹如去年内地女博士在香港行贿被大学教授检举到廉正公署一样，这位课程论文涉嫌抄袭的北大学生，也被广泛认为“太倒霉”——栽在了老外的手上。做作业从网上找现成答案，同学互相抄袭这样的事，不要说在中国大学里，就是在中学、小学都十分普遍，有些时候，还是家长帮助孩子一起把作业“搞定”，而老师发现抄袭，最多不过是批阅重做，或找家长、学生谈谈心，并不会当作一件严重的事加以对待。无论是老师、家长，还是学生，大家似乎忘记了作业不独立完成，抄袭他人的答案，这也是“抄袭”，是涉及到人格、品德，比作业没有完成还严重的事。
有一则讽刺故事，大意如下：一位书生搭渡船过江，在江中，书生问船夫：“你读过四书五经吗？”船夫说：“没有。”书生为他感到惋惜：“那你的人生去掉一半啦。”书生再问：“你懂得琴棋诗画吗？”船夫说：“不懂。”书生更加感叹地说：“那你的人生又去掉四分之一啦。”这时船忽然破了个洞，江水不停地涌进来，眼看船就要沉了，船夫问书生：“你会游泳吗？”书生说：“不会。”船夫笑着说：“那你的人生全部完蛋啦。”
说这个故事的人很巧妙地提出了他对“用”与“无用”的看法。俗语说：“百无一用是书生”，书生所重视的四书五经、琴棋诗画无法拯救他免于溺死江中，相较之下，游泳的技术似乎比这些东西“有用”多了。自古以来，读书人常被批评或自我批评为不务实、不切实际、不能学以致用，“书到用时”不仅“方恨少”，而且根本是派不上用场。
而读书人所研究的学问也有“用”与”无用”之分，譬如四书五经是属于“有用”的学问，而琴棋诗画则是比较“无用”的学问。儒家主张“经世致用”，经常将“学问”涂上浓厚的实用价值色彩，读书求学问或者修身是为了什么？为的是“齐家治国平天下”。因此在儒家思想笼罩下的人，对知识也常带着浓厚的实用价值观。他们常常自问或逼问他人，研究这门知识（譬如说天文学）或研究那门学问（譬如色彩学）“何补于国计民生？”而以“用”或“无用”来赋予各种知识不同的价值。
一个世界级企业需要符合主流的价值观，请记住台积电董事长张忠谋的七句话：
1，说真话，不说谎；
2，不轻易承诺，一旦承诺就赴汤蹈火；
3，遵守法律；
4，不贪污，不贿赂；
5，担负起社会责任（环保、能源、公益）；
6，不靠政商关系；
7，良好的公司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