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4月5号上午，我爬到纪念碑的浮雕之上
我若坐车上班，必在广场边上的南长街由1路换乘5路。从3月底至4月初，早上在广场上转一圈，下班后更是在广场的花圈丛林中且转悠呢，太好玩了。按说清明节前后的悼念，尤其是对周总理的追思，人们的表情应该肃穆端庄甚至压抑，可我发现大多人的脸上满溢着兴奋、复仇、解放甚至欢快。有的悼词或挽联写的相当工仗，不逊贾谊；有的婉转深邃，可攀稽康。但更多的一般，义愤露骨，词法如同社论，不怎么好玩。各种各样的花圈，甚至还有成吨重的金属做的，而纪念碑四周的柏丛上也全部系满纸花绢花。广场上是花的森林、诗词的海洋。
更有不同层次的演讲。谁都可以找个高处如台阶、灯竿架爬上去，或即兴成章，或照纸喊念。卧操，虽没指名道姓，但有的话也太大胆了，但往往这样直接的、口号式的宣讲能博得大家起哄般的欢呼。我就像在一个朗诵、相声的博览会上，看看这个不好再走几步换一个小场，听听那个有劲就帮着叫好。一般下午到天黑最热闹（大多人提前下班都来此”加班”）。在这个世界最大的广场上，花圈、诗词以及有纪念碑做背景或道具，同时上演着几百台戏。差不多所有戏的表面主题都是悼念周总理，而深意则有人们对现实的极端不满、对一小撮人（当时”四人帮”一词还不流行）的愤慨。有趣的是，你以为你是来看戏的，但你看着看着听着听着也被触动（或想起这次工资妈的没给我长级或想起单位操蛋的领导或想起女朋友吹了是嫌我太穷或想起看了几本外国小说就被点名批判或想起妈的每月才供给半斤油根本不够或想起他们尽骗人外国哪像他们说的那么不好或想起老家的农村父兄越过越苦或想起……），于是也大声抱怨了几句，没想到旁边的人们让你再讲讲，于是你怒口再张，也成了这千百出戏中的一个角儿。广场上全是戏，人人连看带参与。
大部分演讲都是以周总理当个歌头儿或是由头，然后直接诉苦，婉转批骂。也不是没有人流泪，也不是没有人切齿，但我敢说这些广大的普通百姓跟周恩来或者一小撮”男鬼女妖”（女妖专指江青）的关系极远极远——对自身生活的极度不满才使绝多的人把怨忿发泄在领导层的坏人身上，把忧伤洒在对一个故人的悼念上。而我也通过个别人的演讲、少数人的诗词确实看到了民主的精英、文学的精英的潜在。大广场上，有人在玩革命，有人在玩文艺，广大老百姓都是跟着玩热闹或曰瞎玩的——这是连续几天的节日呀 ，最高潮的时刻是4月5号——它已不是清明节所能概括：不是清冷，而是热闹，不仅明亮，而且晃眼。
4月5日6点多我又在长安街的1路中山公园下了车，去广场转一圈再去上班是这几天的惯例。一夜之间，广场的几万个花圈荡然无存，连柏丛上扎的小花也点滴不见，纪念碑上干净冷清，碑周围了一层工人民兵和两层士兵。人们传递消息：昨夜动用了公安和工人民兵在一线（广场）清场，运走所有花圈，驱赶所有群众并抓走一些人，军人作为二线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和中山公园中待命后援；大部分花圈拉到郊外烧了，少部分花圈可能在人大会堂的地下室里，被抓的人关在旁边的红楼中。不少人质问警戒的军人甚至讽骂他们，对方不语，只是挽成人墙不让群众靠近纪念碑。
我决定今天上班迟到一两个小时。大约晨7点多，一队中学生（1XX中，现人大附中）扛一个普通的花圈近前却被阻住。群众开始起哄、呼喊、冲挤，军人的人墙一下就破了。人们欢呼着、簇拥着那个惟一的花圈涌上了纪念碑的台阶。我看见那些士兵，整好队撤向小楼方向。
那花圈很普通，摆在浮雕前很不夺目。有一人喊：放到浮雕上面去。浮雕顶的平台距地面有两三米高，根本举不上去。我就用攀岩的动作，连勾扒带悬体援撑，爬到了浮雕顶的平台，又哈腰接住底下人递上的花圈（好像也有别人也爬到了上面）。花圈摆正后，底下一片掌声、欢乐声，此时不少相机冲着花圈以及鄙人嚓嚓直响。我当时有些”提刀四顾，踌躇满志”的感觉，但也意识到这回风头出大了，肯定被”雷子”便衣拍下来了。不过我还从没站到过纪念碑的半腰上，在这里看天安门并不那么大，而底下的人群都变小了。略愧的是，刚才攀爬时，不得已我一只脚踩在了浮雕中烈士像的肩上。
上去容易下来难，一是看不见下面的落脚点，二是有倒椎度，我手鳔着平台的沿儿，腿脚在半空打晃，自然有大家的手接住了我。
有人又开始在纪念碑的基台上演讲，口吻猛于以前，但仍没有直点人名。这时有一个便服者很强硬地干涉，大概说了：清理花圈是市委的指示；清明节是鬼节，要反迷信；你们受了坏人的骗；马上离开。这人30岁左右，面目端正，他左右还有几个人跟护着。人群中有人喊：打丫的。于是真有人揪打他，但都没有下狠手，他被随从护着撤出了纪念碑。
我觉我该去上班了。这几天工厂盯得也紧，一律不准请假，晚去一两个小时工友还能替我跟领导搪塞。再就是我刚才在纪念碑半腰上”亮相”也太过分了，多半是被人拍了照，真要被人抓起来也他妈挺讨厌的——传说这几天抓了好几十人呢——公安局里可不好玩，公安可不是吃素的。
可是我真舍不得走呵，好戏才开场，哥们刚刚进入角色，加上好胜心又敦促我：你就想当逃兵么，跌份。侥幸心理提醒我：被抓哪就那么轻易轮到你。这早我穿的是一件劳动布的干净工作服，很肥的制服裤，高腰白回力球鞋。就算他们拍照了我，但我若去换一件衣服再潜出广场并且不再出风头而纯是看热闹不就安全了吗。我决定去虎坊桥一带的工友张XX家乔装一下，我有他家的钥匙。
二，我离开广场换了外衣又返回
在虎坊桥的工友张XX家换上一件浅灰的夹克时，我对刚才攀爬纪念碑放置花圈的行为略后怕，并决心再返广场后只当看官、绝不当角。可我一来到天安门那节日（的确也是丙辰清明节）的广场，肾上腺素又活跃了。凑近纪念碑，就有人认出我：都在找你呢，你干嘛去了——嘿，你换了件衣服。我说：刚去吃早点了（的确吃了）。我又和刚才几个爱挑头的汇在一起，望着激动的人群我脑子一热，就高呼口号，大概有：打倒法西斯；悼念总理无罪；人民万岁；镇压群众没有好下场。我练过美声和朗诵，别的领呼口号者的声音没我的高大，所以从虚荣心的角度说，随我口号的人最多。有人喊：唱《国际歌》吧。我起了头。我头一次起这个歌的头，自己的血先小沸起。又有人喊：让我们走向天安门。反正稀里糊涂，我成了第一排中的人。
开始第一排很宽，至少有二三十人，后越走越窄——可能有人忌讳前面老有人给我们拍照。快走到国旗时，第一排仅剩十几个人。我在偏左侧一些，我的左面挽着一个女青年——她个不高，手臂软软的，感觉真好，我都能试出她腋下的热气。我的右侧挽着的是最能 “煽风点火”后来也是谈判代表的王XX。我们的前面总是有黑洞洞的镜头——就算有公安局的又怎么了，让你们丫照个够——就算那镜头变成枪口又怎么样啦，让你们丫开枪吧。当时我心里疯疯狂狂，必死的决心油然天降。
可就快接近国旗时，《国际歌》唱完了，并且已经多唱了好几段，我们这群昂首挽臂挺进如敢死队的人忽然不知干什么好。因为没有公安和民兵阻拦我们——没有反作用力也就没有作用力，因为我们也不知要到国旗下干嘛——可能集体意识忽然空白了。我们几排人尤其是第一排的人还没等尴尬太大，忽听有人喊：我们去大会堂找花圈去。于是我们别别扭扭就散了队形，又一哄地奔向人民大会堂的东门。大约已经10点半了，上午的班肯定赶不上了，但我在广场上再玩一个小时也能保证下午的班不迟到。
刚才又有不少人给我照相了（当然”四五事件”平反后我应人民日报社王X之邀去某报社看”四五事件”的片子时看到当时我们手挽手、大张着嘴挺进国旗的那张照片，其中在左侧的我歪着头挺着胸炸着头发，随后我又在中国美术馆看到了这张放大的照片）。
这几天来广场的老泡（有正义感的痞子）都知广场上有不少便衣专门盯梢并在对象离开广场后将其扭进公安车中。我的胆子忽大忽小；虚荣时大，静思时小。我在走向大会堂的途中，也不断打量有没有使劲打量我的人，可我哪学过反侦察呀，根本看不出谁是雷子。
这天广场上人少多了，也因各单位紧急传达不许职工去天安门广场。昨天（4月4日）广场同时估有百万人，总人次达到二百万，花圈就有三万多。广场上各种消息仍在蜚传，什么邓小平昨天也来广场了，什么昨晚清场也是老华（华国锋，当时国务院代总理）的主意，他说坏人跳出来了；什么吴德（时任北京市委书记兼市长）说天安门的广场发生的事情是邓小平准备好的反革命事情。在中国，不少上层领导的新动态，有时一夜就能传入市井——中国人是一个爱传递隐秘消息的种群。
中午快到了，我离不离开广场呢。算了，破罐破摔吧，再说法不责众，那么多人”闹事”，凭啥单抓我，我又没喊”打倒”的口号，我是来悼念周总理的，我也没喊拥护邓小平（在1976年二月，报上已点名”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这场最早在 1975年底由清华大学工宣队头子迟群、谢静宜对刘冰的批判已波及到邓小平、胡耀帮等人身上，并且某些上层领导已认定邓小平是广场群众活动的总后台）。
我随着人群拥向了人大会堂东门的半地下室门口（在台阶以北），但被层层士兵人墙阻住。士兵也手无寸铁，却挽起臂膀，死命抵挡着人群拱动式的冲击。人群中乱喊着口号，也有骂语。士兵们啥也不说，有当官的说这里真的没有花圈。人群是有些像乌合之众，至少不是”有组织有预谋的”。有一个中年人（估计不是对方的人）因说不应冲击大会堂便被几个人拳打脚踢，直到他喊冤我也是来悼念周总理的，才得以摆脱。打他的人一看就是胡同串子（小痞子）。
三，在大会堂台阶念《告工农子弟兵》
4月5号约11点，因为人群中有人说花圈可能被公安都放进了人大会堂的地下室，于是大家一哄而走，喊着：去大会堂，去大会堂，要回花圈。地下室门前早被士兵的人墙挡住，冲了几次没冲进去。人群又上到大会堂的东门台阶上。这里依然有士兵的几层人墙，对群众的呼喊漫骂一概不理。这时候XX（后来的谈判代表）掏出了一首诗，又将手提喇叭递我，我就念了这首二三十行的《告工农子弟兵》。（这诗可能他昨在广场上念过）诗的大意是：工农子弟兵，请你们倾耳听，你们吃的穿的都来自工农，你们的枪口不应对着工农（当时士兵均赤手空拳，除几个礼仪式的门卫），你们应分清敌我。这诗节奏、用词、韵脚都不讲究，我念着念着不是极好意思，因为它比这几天天安门诗抄的优秀者逊色不少。
但它的效果好，激起人群欢呼并加大了对士兵的起哄。由于用力抵挡人群的冲拱，大多战士的脸都有汗水，他们的胳膊互相挽得死死，估计也是在执行命令：誓死保卫大会堂，一定不能让坏人冲进来。而群众的行为肯定不是在执行什么命令，也没有什么组织，胡乱有个什么说法，就会一呼百应。比如，又有人喊了一嗓子：花圈都藏在历史博物馆里。于是人群呼啦啦地就退下了人大会堂台阶，拥往了历史博物馆的西门。
（我记不清历史博物馆门前有没有人墙，如果有也不如人大会堂门前那样是铜墙铁壁）人群上到了门前的台阶，这时历史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出来干涉，一个女同志大喊：同志们，你们这是要干什么，这里面都是国家财产，都是重要的文物，里面没有花圈，你们冲进去只能使国家遭受损失。那个女同志的确义正词严，又急直白脸，仿佛她身后就是自家的财产。人群竟不再往前冲了，却步了，后退了。也因为有人喊：走，我们去小红楼，那里有我们被抓的战友和花圈。
嗷，嗷，人群躁动着呼喊着往历史博物馆西侧偏南的小红楼涌去。当时都知道，那小红楼是军、警、民兵三方一体的联合指挥部。广场上的小道消息早就传出：北京市公安局长刘传新也常来这坐镇；首都工人民兵的总头叫马小六；（甚至说）王洪文几天前也来过这视察过，并且江青、张春桥经常在人大会堂的平台顶观望广场的动静。
我觉我差不多该走了，好歹下午在厂里露个面，否则算旷工就麻烦了。可是不知不觉，侯XX、王 XX等几个爱领事的人总是在我左右，并且人群好像都跟着我们呀。反正我不可能说：我该去上班了，小楼我不去了。我自知小楼是最不应该冲的，卧操，那是人家武装力量的司令部，里面可不是吃素的。
可我一半由于被裹挟一半由于自尊（临阵脱逃太跌份了）还是被人群簇拥到了小红楼前。
四，在联合指挥部的红楼谈判
1976年4月5号的中午，广场上的部分群众（上万人）都聚集到了天安门广场东南角的一所三层红砖楼前。楼内即是军、警察、民兵的广场联合指挥部（原是卫戌区某部，毛泽东去世后为建其纪念堂而被拆除）。楼门前，围了至少三层士兵，均无佩武器。士兵们手挽着手，抵挡着潮涌般的人群。
士兵的后面有当官的用手提喇叭不停地解释和警告：小楼里没有花圈也没有你们要找的人；不要受坏人挑唆冲击营房；请大家回去抓革命、促生产；再往前冲后果要自己负责。但人群只有一句唇嘴不对的回语：还我花圈！还我战友。也有人喊：人就是被抓到你们这里的，花圈也藏在这里。军人的喇叭和人群的齐声一直在对喊，并且人群对士兵身体围墙的拱劲正逐步加大。
人群里也有人喊：大家不要乱，要文斗不要武斗，我们派代表跟他们谈判。于是人群一遍遍地齐喊：我们要谈判！我们要谈判！的确人群里有个别人，故意使劲冲撞战士，而战士仍是手挽手地不松人墙，也不说话。
没想到，过了十多分钟，对方竟同意谈判了，还让我们选出五人作为谈判代表。我因站在前列，加上个头也高（像是会打架），并且刚才在人大会堂前、纪念碑前多有领呼口号、宣诵诗歌（《告子弟兵书》）等出风头举止，也被选为了谈判代表。
五人被人群七嘴八舌地选出，有北京化工学院的陈XX、北京X工厂的侯XX、北京麻纺厂的王 XX、X中学学生（小瘦个、面色不白）以及我。陈中等个，瘦脸略白，戴眼镜，言语不多。王瘦方脸，薄唇，爱说。侯面红褐，大眼，爱出主意。进小楼前我们五个也没分工，也没合议，仓促上阵。进小楼前，有人喊：一个小时你们不出来，我们就冲。
除小楼外的几层士兵人墙，没想到小楼大门的过道里也塞满了士兵。根本挤不进去。也不谁喊：从上面过去。我们五人就爬上了士兵们的肩膀，爬了好几米长的”肩膀走廊”后才脚着地。小楼里没什么特殊，除军人就是穿便衣的人。广场上的人群大都知道，这几天在广场上被抓的群众有不少都是被扭送到这里的。
我们上到了二层，被引进一间像是办公室的房间。我们好像都不会谈判，暂时也不知跟谁说，那就先喊着一成不变的口号：还我战友，还我花圈。我口渴，又加喊了一句：给我拿水来喝！几个战士立刻去接来了几缸子搪瓷缸的凉开水。我们一饮而尽，跟补喝”临行妈的一碗酒”似的。
一会进来一位高大的没戴领章帽徽穿绿军衣的人，面不丑，约四十多岁。有军人介绍：这是我们的首长，你们有什么要求可以跟他谈（好像有军人称他X师长）。谈判时我基本没说什么话，只是偶尔冷场时说一句：还我战友！还我花圈。我们五人说话最多的是侯 XX和王XX。他俩互补式的白话了一通悼念周总理无罪、为什么强行撤走花圈、为什么抓走悼念周总理的群众、花圈和被抓的人在哪、立即交出来、否则革命群众坚决不答应云云。
那位军人口气和缓，措辞不卑不亢，大概说了：你们悼念总理的心情我们可以理解；你们不要受坏人挑唆上坏人的当；花圈不在这小楼，我不知道在哪；我们抓的只是极个别的坏人，他们也没有关在这里，关在哪我不知道；你们应劝广大群众退回去，离开广场，回到工作岗位。因为我们也是车轱辘话来回说，这位首长也不得不重复了好几遍他的话。
大约谈了二十多分钟，楼下传来更强的群众呼声，有一句的意思是要我们到窗口来。估计是想知道谈判结果以及我们是否都被铐起来了。我们来到窗口，有人（非王即侯）向窗外的人群呼喊：我们很安全，他们耍赖，说不知花圈和战友在哪，你们别着急，我们要跟他们继续谈。
继续谈，没什么新鲜，加上窗外人群高喊着让我们回去。我们稀了糊涂地下到一楼又爬过众战士的肩膀，回到人群中，并告大家：他们拒不交出花圈和我们的战友，谈判失败。人群中有人说：你们回来了就好，我们担心你们五人也会被扣起来。当时广场中央有广播车（上海小轿、顶四个喇叭）被人群围住，更多的人向那蜂拥，我们谈判小组就散了，也随人群去了广场中央。（”四五事件”平反后我应人民日报之约写了好几千字的”四五纪实”，但只登出被删改后千余字的”战士的心”，内容是小楼谈判，角度是战士同情我们递我们水喝）。
五，下午烧汽车时我已溜走
4月5号午后两点多，我们五人代表在小红楼与当局代表的谈判毫无结果，就半卑半亢地离开了小楼。这时广场上的焦点转到了国旗南侧的广播车那。那辆小车内有一个女的广播员。人群围拥着那车使之不能动弹，有人开始用手拍打车厢和玻璃。也有人喊：把广播车掀了。
我觉得大势不好，着实该闹事了，我是该撤了，卧操，莫名其妙地当上谈判代表，已够被枪打的出头鸟资格，再呆在要对广播车采取暴力的人群中，那就像被”立即执行”一样危险呀。就算我干了反革命的事，我也不愿”当反革命分子”。我来广场，本是想凑凑热闹（当然基本的正义感是有的）后来发展到出出风头、泄泄青春之火，绝没想着”以鸡蛋碰石头精神唤起广大群众的革命劲头”。
我走的时候，人群已经吭呦吭呦喊着号子翻那辆广播车了，时间约是午后两点。在南长街乘5路至德胜门，换乘44路到北沙滩。大概15点多，我悄悄进了车间，赶紧换了工作服。
我所在的钳工四组组长赵师傅，悄悄问我是不是又去广场了，见我点头后，他又认真地说：这几天考勤查得严，你现在是顶风作案呀。他又拿出考勤表，在4月5号我的名下画了一个”√”（表示全勤，连迟到也没有）。赵师傅也是老三届的，人憨厚，技术好，对我没的说。他是那种好好干活过日子的人，即便去广场也是溜边而过、绝不会参与闹事。
魏师傅过来问了我今天广场上的情况，我说了冲击大会堂、小楼谈判、掀政府的广播车后，他说这事闹大了、肯定还要抓更多的人。当他又问清了我在广场的行为后，一脸严肃的说：麻烦了，估计你也跑不了，你百分之百被他们拍了照。当他知道赵师傅为我今天划了全勤，又对我说：无论有谁问你，你就一口咬定4月5号一早就来厂子上班了。
我们厂里是16点40下班。一小时后我又来到广场。见人群不如白天多了，而成队的民兵已集结在广场四周。我又听说了我下午离开广场后的事情：把政府的广播车掀翻了，还烧那汽车的轮子；联合指挥部小楼那边也有人纵火后被战士扑灭；没有什么太大的暴力事情。广场上的人有不少正撤出广场，到处都有声音在传播：今晚他们（指当局）肯定会动手。
我没有久留，坐车去了陶然亭边上的魏师傅家。魏备好了酒菜，仿佛要送别我似的。碰杯之后，魏表示了：90%你逃不脱；但你没参与打砸烧不会被判重刑；抓到你你要坚决表示是为了悼念周总理去的广场；不要抵赖你在广场上的行为，堂堂正正，因为你年轻又没有”底儿潮”（指有犯法前科），有可能会被政府认为是出于悼念周的感情做了错事的单纯青年。
我问：估计会被判几年。魏说：这事还得看政府怎么定性，但你是谈判代表，怎么也得判个八年十年。魏师傅也表示了奇怪，意思是看不出我有多大的政治热情，怎么还成了广场第一线的人了。我回答：我也不知怎么搞的，脑子一热，就跟着玩进去了。后悔也没用，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那晚喝得晕乎乎，睡得还不错。
4月6号上午我直接去的工厂，所有人都在议论昨晚广场发生的事情，拼凑起来信息大致是：晚上 6点多，广场上的所有喇叭广播北京市长吴德的讲话，主要内容是现在广场有坏人进行破坏、搞反革命活动，广大群众应该迅速离开；晚上9点多，广场上的灯光全部亮起，成千上万的工人民兵和警察以木棍和皮鞋殴打留在广场上的群众，并抓走几百人；卫戌区的部队都呆在中山公园、劳动人民文化宫中待命；昨夜在广场以外也抓走了一些”闹事者”。（几年后看到资料说：当天江青、张春桥等在人大会堂观察广场事态；6：30分广播吴德的讲话；动用一万多民兵、三千警察；在广场抓走388人；五个营的军人在广场附近待命）。
4月6号在厂子上班时，我心里1/3忐忑，2/3懵登，心说听天由命吧。赵师傅和魏师傅都悄悄对我说：你不用干活了，歇着吧。他们是好意，我却觉得不那么吉祥，好像我享福的日子没几天了。一天平安无事，魏师傅告诉我：他们要查找照片上的人得费几天的工夫。当晚魏、赵、朱等师傅又请我吃饭，明显的像是临刑餐嘛。那晚喝酒都挺严肃的。我说过：还没有结过婚就被判刑有些冤，祖国的好些地方我还没玩过呢。
1976年4月7日，电台和报纸传来惊人的消息：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暴乱；对暴乱分子采取了无产阶级革命措施；这场事件的后台是邓小平（这可真冤枉或者说高抬老邓了）；中央形成决议，撤消邓的党内党外一切职务；准备清查参加暴乱的反革命分子。
定性”暴乱”让我没想到；”四五事件”连累了邓小平我觉很遗憾。4月7日，江青在人大会堂宴请清理广场的民兵、公安代表，说是表彰他们粉碎了反革命暴乱。4月8日人民日报有文章《天安门事件说明什么》，把矛头指向邓小平，并号召全党全国继续批邓。
六，我是漏网之鱼
由4月5号开始的大搜捕，使得所有参加过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活动的”闹事分子”都觉有些在劫难逃，而一般去过广场的普通工人、职员、学生也都陷入写检查的风潮。当时上级布置的是每人都要写从三月底到四月初去过几次广场、干过什么、知道别人干过什么（揭发材料）。小道消息每天都有：谁谁谁（邻居或熟人等）被抓走了；广场上当时的小平头是谁和谁被抓了（广场”闹事分子”不少都梳小平头，比如我们5 个谈判代表就有3个梳平头）；抓的人城区的监狱都装不下；有的中学生也被抓了。
我所接触到的哪怕最没政治觉悟的工人也认为把”四五事件”定性为”反革命暴乱”是太过分了。绝多的人都敷衍了事对待写检查和汇报。法不责众，那七八天城区的市民（除老弱病残以及在押犯）几乎没有没去过广场的。比如四月四号那天广场的人次就超过百万。是有老实巴交胆小的人去过广场不也承认，我没听说过谁揭发了谁—几千年来传统中的”不告密”是道德底线之一。我也写了检查，只言上下班过天安门广场，顺便去悼念一下周总理，绝没提我在广场上的那些事。写的时候，我并不很痛快，惭愧自己不是好汉做事好汉当的有种人。
抓人的风潮一个月才过去。奇怪的是平安无事，连厂里的保卫科长都没找我谈过话，真是神了。那一个月，我吃了不少好的，每天的晚饭都当成”最后的晚餐”，钱花冒了，还跟好友”借”过钱吃喝——心说我都是快进去的人了”借”你点钱享受一下不应该么。生活上呢，也有一点破罐破摔，跟着不良青工晚间从天窗翻进食堂偷吃的以及零星饭票（多了怕被保卫科立案），用肉和圈套（杠杆及自锁原理）诱捕附近农民的狗 ——但最后我没吃，我吃的是捕到的猫的肉（略酸），还在工厂自制的汽水中偷兑上廉价白酒专门打给女青工们喝以图稍后观看她们慵困之态，因为每一天都当成在外面的最后一天过，便没弄一个短期恋爱计划，加上心情不放松只顾得上满足口福。
后来我才知我侥幸的原因有几条，据说4月5号过了几天，有公安人员拿着的确有我的照片来我厂调查，但，第一我那天的考勤是全勤连迟到都没——因为收入工厂很重视考勤，第二照片上的我因是疯狂表情、头发炸乱、脖子斜梗、五官也一反常态，与我平常的照片判若两人，第三可能是任何领导都不愿自己单位出个反革命，加上我工作很好以及团员的政治面目，可能也为我说了好话了。
七，我被查出是”反革命”，隔离审查
“四五事件”过了两个月，因车间的保护和现场照片与我不”符”，我仍逍遥”法”外，其间我不知公安来查过我而未果即归。就在”四五”过了十多天时，谈判代表之一的纺织工人王XX 还来厂子找过我。那天我利用”存休”请假，我俩去了颐和园。王是有政治狂热的人，能说擅辩。在佛香阁他除了大骂当局，还鼓动我不应该沉默，不应束手就擒（他认为当局早晚会查到我们），要联合更多的人采取行动。他又讲他们厂子的人保守、发动不起来。我当时未置可否，但绝对不愿再因非我爱好而铤而走险。当天下午他非要来我的厂子，又在我们钳工四组宣讲革命道理。当时姓方的青工（我们一起从塘沽坐两元的统舱去大连玩过）问我：这人是不是脑子有病，你怎么跟他来往。而组长赵师傅拿起扫帚就把地扫得尘土飞扬，驱散了看热闹的工人。王XX没讲下去。赵师傅对我说你今不是请假了马，赶紧走吧。王与我悻悻而走，王认为我们厂的工人也没什么觉悟。第二天魏师傅和赵师傅都对我说：你带那个人来太危险；你是不是诚心想当革命英雄；你就怕公安局抓不着你是不是。
1976年6月上旬的某日上午，我正在车间干活，那个矮矮的保卫科长说找我有事。我随他去办公楼的党委书记办公室。路上我心说多半是那个事了，躲过了初一没躲过十五呀。
办公室中有一白衣警察（当年警服下蓝上白），有候厂长、孟书记、保卫科长和一个陌生干部（后知他是我公司上级二轻局专门为我成立的专案组组长）。当时的情形我大概记得。
先是孟书记问：知道找你干嘛吧，站起来说。我说：知道，是因为清明节的事，去广场。我站了起来，凳子被人撤走。孟是河北籍，部队转业到特种工艺公司当团委书记，又调我厂当党支部书记，近一米七的个，肤色深。他又问：到广场干什么去了。我说：悼念周总理（路上我就想好了我在广场上的一切举止都是出于对总理的悼念心情，周总理呀，就委屈您了）。
那个白衣公安无声地走到我身后，忽然踹了我两脚但并不很重只示威胁。他说：你还不老实，可以马上把你铐走你信不信。他拿出手铐晃了晃，又说：你以为我们查不到你，你以为你做的事我们不知道——你给我老实交待，不老实马上铐走。
那个专案组长是个较文静的中年人，他开始说话了：赵世坚，你一定要坦白你的罪行，你的事我们都调查清楚了，证据也有，你彻底说清才有出路。我说：那些天，我常去广场，悼念周总理，国家也没说不让去。我做出光明磊落也有一点冤的样子。至于怎么坦白，我在”四五”之后的抓人风潮中就想好了：实话实说，反正我也没干打砸抢的事，也没领喊反动口号，唱《国际歌》不犯法，至于我朗诵《告工农子弟兵》、上小楼与当局谈判，也出于悼念周总理的心情；我最放心就是我不会出卖谁，因为广场”闹事者”的地址我都不知道或者就说不知道；惟一不好圆场的就是我半道去工友家换了件衣服，说出是去张XX家也不是什么大事，但我总觉小事”抬人”（出卖）也不道德。
有人记录，好几双眼睛都在盯着我。那公安说：现在说就在这说，现在不说就带走你。
我说：我没什么需要隐瞒的，因为我去广场是为悼念周总理，好几天的事，我说哪天的啊。对方说：先说4月5号的事。我于是慢慢叙述那天早晨如何坐车到的广场、看见纪念碑在戒严、上面一个花圈都没有。
对方着急，说：捡重要的说，否则换了地方你就该后悔了。我的表情肯定特老实，半畏罪半无辜的样子。我说出我爬上纪念碑帮着放置花圈、下来后领呼口号、又挽手走向国旗的具体，但我没提中间离开广场去张XX家换衣服的事，对方也没问，我觉侥幸，万一问我先后的衣服为何不一致我也早编好了说辞。
公安、专案组长、孟书记也插问不少。比如：谁指使你爬的纪念碑？冲击纪念碑戒严线是什么样的人领的头？呼的口号有无事先写好的条子？谁出的主意走向国旗？有人在纪念碑上打人时你看到了什么？我照实答的：没人指使，我身高力大，一般人还爬不上纪念碑；没人领头冲戒严线，是群众集体冲的；口号都是随口而出的，没有一个反动口号；打人（打纪念碑台阶上某便衣）的人像是几个小痞子，但打得不重。
因为须记录，我说的慢，”四五”那天的一幕幕我基本没忘，且在近两个月前我就理好了基本如实的供词——但脑子里的想法肯定是不能如实披露的。交待的第一回合，对方像是满意，但并没鼓励我，反而快马还须加狠鞭地说：重要的你还没说，重要的你还没说。然后又强调一遍”四五事件”的反革命暴乱的性质。
我也怕他们及早给我干脆带走，便直接挑大个的说：我和四个人上小红楼跟联合指挥部的人谈过判。见对方并不惊异，而是说：讲详细些，全部过程。我就像口述回忆录一样，以客观视角尽量具体地讲述。只是对方老打断插问，其中几个插问肯定他们认为是最重要的。比如：到底怎么商量的成立谈判小组？谁出的主意？你还知道那四个人什么事？我对插问的回答他们不满，一再说我不老实，那个公安还说：你现在是反革命分子，你在天安门广场的所作所为是反革命活动，对反革命无产阶级专政是绝不手软的，党的政策你是知道的。
我接话：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可我一时半会儿真地记不起好多事情，因为我觉得悼念总理是无罪的，才不怕如实说出。
中午吃没吃饭我忘了，反正除了上厕所我没出那个屋。厕所在楼下，有两人跟着我去，我还努着说了一句一点不幽默的笑语：放心吧，我不会跑的。上厕所的路上被厂子个别人看到了，他们异样地打量我，我故意微笑一下，肯定不自然。看看远在几十米外的车间和食堂，我忽然觉得很远，难道我一时半会儿回不到那里了吗。我更担心的是呆会他们会不会把我带走？不像，因为没有警车跟来，二是也一直没有给我带铐，可我又知不少事儿比我轻的人早就被抓走了。管他呢，爱咋地咋地吧；我只是想若是真判我个10年可真耽误我交女朋友呀，女人之谜我还没亲自破解那。
接着讯问，我又大致说出了在大会堂台阶接过别人的诗稿念《告工农子弟兵》来着。对方这次等我大致说完才提问。他们提问的底蕴我听得出来，就是希望我说出更”反动”、更极端的内容。可事实并不那么激烈，我也无能为力。讯问我的人中只有保卫科长不那么专注，厂里不少人知道他对”侦破”、问讯男女关系的事才特投入，喜欢让被抓住的倒霉蛋反复说发生关系的细节，仿佛自己也过瘾似的。
我尤其强调了：我离开广场时烧的汽车才冒烟，我没参与翻车和纵火；4月5号下午只是6点左右路过广场并没进入并且此后再没进过广场。这两点对我不被”从严”很重要。
到下午五六点，我已交待了4月5号我在广场的主要事情。对于他们问的”你真的没殴打战士 —若是我们拿出证据来你再承认也就晚了”、”你不可能不认识那些闹事的反革命头头—你若不交待而他们交待出你可就对你不利了”等严重问题，我当然铁嘴钢牙说没有没有，真的没有，不知道，真的，我没做的事干嘛要承认，你们不是说要实事求是吗。
专案组长发话了：今天先到这里，今天给你一次机会先不抓你，我们要看你明天的表现再考虑抓不抓你，今天你交待了一些犯罪事实，但有很多重要的事你还没有讲，今晚你要好好想。孟书记接着说：你现在是反革命分子，今天对你实行隔离审查—一旦你不老实，立即逮捕，你只有交待了并检举立功，才能得到宽大处理。
晚饭是由人送到屋里吃的。当晚我被锁在办公楼的一间有床铺的房子，屋里有水和便桶。不知门外有无人看守。可能他们审问我时看我那副畏惧以及怕被抓的样子便根本不担心我会自杀和逃跑。那晚我睡得不错，也因白天脑力活动过大，紧张也是消耗体力的。睡着前也不是一点没愧疚过：我为何不能像许云峰、牛氓那样跟他们拍桌子，慷慨激昂地讲有罪的不是我，把审讯当成辩论；我今天的表现是让他们比较满意的，否则弄个车拉走我还不容易。我估计，今天没带走我，明天也不会了。我又虚荣地想：我这个谈判代表也不抓，那这个谈判代表的份量也太轻了。甚至也觉：当局不抓我，说明当局还是很大方的（难道监狱都住满了还是抓人风头过了）。
八，隔离审查的一个多月
1976年6月上旬某日我被隔离审查。当天我即交待了主要”罪行”，也许因此我没被铐走，但也被吓唬：你还有重大犯罪事实没有交待，再给你两天时间，否则就逮捕法办。审查的第一夜，我被锁在办公楼的一间小屋，但我有了定心丸：我不会被抓进去了。虽然在这小屋里不得自由，但比起4月份抓人风潮时的惶惶不可终日我现在倒塌实了。交待就交待呗，人在无产阶级的铁拳边上，怎能跟它较劲。我已经被定性为参加天安门广场暴乱的反革命分子，从即日起停发工资，不许乱走乱动。我当时有点像在梦中：我是反革命？以后就完了？别逗了。
从这日起，上面派来的专案组组长和一个警察就天天到我的小屋来上班了。在座的还有我厂的孟书记；头几天还有一个记录员。隔离的第二天，照样是讯问。此前我已倒了尿桶、解了大手，还去打了早饭—当然有人跟着，还被警告：不许和任何人说话。我当然看到了同情或怀疑的目光，也有一半人似不知道。
（时间已过30年，记不清具体）这一天和下一两天，他们专门提出一些问题问我。主要有：谈判小组到底是怎么产生的以及真正出主意的人反而没进小楼？我只好又重复一遍昨的话，只不过稍具体了点。我说的大致意思是：乱哄哄的场面，谁起个头一般都会获得大家响应；我看不出谁是头，连一个初中学生都能当谈判代表，这个谈判小组的素质可想而知；我不觉我被利用了，我想的就是为了悼念周总理一定要回花圈和战友。他们打断我：你不要老提周总理，你们就是打着悼念周总理的幌子进行反革命勾当。他们对这些问题的关注，我明白他们是想挖出一个有预谋和组织能力的领导集团—这好像是我国斗争史上的一个惯例，没有集团怎么就弄出的反革命暴乱。
他们问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有什么具体的点名指姓地攻击中央领导。我回答的也是事实：我没听见有打倒具体人的口号，只有”打倒法西斯”。我后来知道，直接攻击或讽刺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的人大部分都被抓了。从平反后出版的《天安门诗抄》我们能看到不少这方面的内容。
他们也详细问了另四名谈判代表的所有情况、尤其是在广场上的言行。我老老实实讲出那四人的体貌五官特征，也说出我所见到的他们的举止。还好，他们四人和我差不多，都没说极端的话以及做暴力之事。当然，他们四人万一有谁喊了”打倒江青”，我在被审查时也不会承认，因为用以”广场各种声音很大很多、我没听见”来撒谎太容易也说的过去，这种不损人而不害己的作法是一般百姓的良心基础。
他们问：”告工农子弟兵”的诗在广场上念了多少回。我也据实而说：我念了一遍，都是在大会堂东阶上的一个时间。（平反后我听说：那诗在头一天也被念过。）
我每天都要在专门印刷的审讯记录纸（黑色横格线，外带粗黑框）上摁下我的手印。那感觉像是承认这是自首书，心情略灰。
大概第三四五天，专案组叫我父亲来到了我被隔离的小屋。他非常生气，跟我说了：你现在是反革命，必须老老实实交待罪行，也许还能得到宽大处理；我们家不要你这个反革命儿子，从今天起我和你断绝父子关系——我回去就办和你脱离父子关系的手续。我爸训我是当着专案组的，他的愤怒很真实。大概几天后我的户口就被转到工厂了——是孟书记告诉我的，他还夸我爸爸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
这话倒没错。我父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入党的，党让他干啥他就干啥。本来他搞选矿设计好好的，比同等学历同时分来的人工资高两级，是业务尖子，可后来党又让他去搞政治，于是文革刚结束他就栽了。听说他的事很多也很重，但上级念他确实不谋私利是因单纯被人当了枪使而将他归为”三种人”（文革后的清查对象）最轻的”有严重错误须说清楚”那类。我父亲自己也觉得冤枉，后来我听他说过：一心一意跟着党拼命干，没想到这么个结果，我以后什么都不相信了。我父官最大时，至少相当于司局，可他也没给我家弄个大点的房子或动用关系让我离开厂子。那官当的，瞎了。
所以我父来厂的一番言行，不出我所料。他没上来煽我耳光就不错了。我挨我父母打一直到十八岁。我父亲是山东人，急脾气，除了不打要害，其他地方死勊。加上我和我弟也淘总惹事，邻居都知道我家总发出惨叫。我母亲也是山东人，传统，夫唱妇随那种，但也爱打孩子。实话说，我对父母的感情并不很深。家里和我断绝关系，我没觉难过，反而气概勃起：老子做事老子当。我略有担心的是：我上高中的弟弟、上小学的妹妹有这么个”反革命”哥哥会别扭。因为我弟特佩服我，其实他很棒，不努力却学习特好，是校篮球队主力，校长跑冠军。
因为被家里开除，我故意在专案组和那个警察面前表情凄苦，可怜兮兮的，这当然是想让他们早一点宽大我。其实我有点得寸进尺了：被抓与被隔离，后者太幸福了。
九，我不小心”抬”了一个人
在隔离审查期间，我做了很多”认罪态度”比较老实的交待，但也总是口口声声说是为了悼念周总理，并还声称：我当时没觉做的不对，所以现在才没必要撒谎。可对方也嘲讽地问：既然你做的没什么错，为什么”四五”那天明明旷工去搞反革命活动反而让记考勤的给你记了全勤，你做贼心虚呗。
对此我真是哑口无言。也知道为我记全勤掩护我的组长赵师傅肯定为此受了连累。专案组透出这么个信息，他们说的是若不是你的那个”全勤”，你早就被抓起来了。我这次是亲身领教了国家机器的极端专业以及效率，他们是拿照片来的，在”四五”仅过了一周左右。（平反后我去人民日报记者王X那看照片，有我的仅一张——看清楚的近影，我还问这是公安机关的么，王答的是有觉悟的记者拍的，那么平反后我们没有见过国家机器弄的影象）。
记得在连续审我一周后，专案组长以及公安就不常来了，隔三差五来我这打一次鱼儿。一周后，我只是根据他们的专题专问写些详细的”认罪书”。这样一个人是清净的，无人打扰，且去买饭也没人跟着了。停发工资（35元）后给我16元。在厂子吃饭是可以很丰厚了。
我们厂的伙食价格：米面均一斤米票面票以二角买，窝头一角三分需一斤两票，最贱的熬菜七分一个，略有肉的一毛，最好的溜肉片一角六分，红烧肉两角。我那时不抽烟，每月仅花不到两元买洗衣粉、肥皂及牙膏。十四元全部吃掉，每日有四毛七分的伙食费。审查的那一个多月，不劳动，吃的也省。我一般早点吃棒子面粥及一个糖包或果酱包花8分，中午甲菜加四两粮食花两毛四分，晚饭还剩一毛五分。过得较优越嘛。每隔一天，我去买饭时，必有工友将我的饭菜钱付了。付的最多的是魏师傅，和他的徒弟吴XX——吴比我大两岁，肩宽腰细，五官如欧洲人，他家住武定侯胡同，我常去，因其院中有北方少见的葫芦枣，也见过他老右派的爹及小学教师的母亲。吴对我特好，也因我俩都是魏的徒弟，我俩似魏的哼哈二将，吴擅笑谈，调侃不离口，惟一的缺点好象他的一只脚是四指儿。吴的二哥结婚时，我去他家帮盖了东厢房。那天他好诗的大哥也来了，说是早就（文革前）订的《诗刊》——还能背出几句当年的好句子。
工人就是以实惠方式帮助一个落难者。我不能与任何人交谈，但他们可以在排队于我身后时与我耳语，（具体的我忘了）意思是关心、坚持、别太倔什么的。
我在专案组面前丝毫不倔，也就比奴颜婢膝好一两个档次。古有”苦肉计”，我玩的是”苦脸计”—永远愁眉耷拉嘴，眼睛不睁大，像是这辈子的”政治生命”（文革用语）彻底完了。
有一天上午，专案组长及公安都来了。一般平常组长来看看我写的交待而公安不来。这次他们果然提出一个我早已预料却没说过的问题，是：你在公广场上肯定有知根知底的同伙，这一点你一直隐瞒着。我矢口否认。他们说出了具体：那为什么你在广场上早晨和中午的衣服不一样？
我说：咳（我两个月前就编好了），有一个我不认识的人，非要和我换衣服穿，于是我的蓝工作服就换成了他的浅灰夹克。
公安也不吃素的，大概说：夹克要花十几元买，工作服是发的，他不认识你干嘛这样。我只好说：他可能觉得我太出众被盯上了不安全。公安又问：他没说什么时候再换回来。我说约好第二天晚7点在西单体育场（15年前已拆改为西单广场）再换回，但他第二天没来会我。
没想到公安非要我说出他的名字，我这次真是顺口诌的，说叫王德明。心说不可能有这个人，你们丫查去吧。
三四天后，他们又是全部上阵，说是今天给你一个立功机会，看看这些照片中人在广场上干了什么。大约三四张照片，我一个不认识。我不知怎么回事，将那几张照片摆在桌上，认真辨认—是想在心里回忆出些什么。我无意拿起一张照片（黑白一寸标准照），随手一翻，看见照片背面三个字：王德明。我心里呵呀一声，坏了，他们真地查出了几个王德明。
我还故做不屑的说：不是这个王德明。心里为这三四个王德明担忧，又一想他们没做过的事是不会承认的。
十，隔离审查期间我写了一尺多厚的交待材料
我大概被隔离审查了一个多月。大部分时间是在不停地写交待材料和思想认识，那一个多月我写了一尺多厚的稿纸。
除了交待事实，我可肯定也无数次地写过如下认识：我对不起党和国家，犯下了严重的反革命罪行；我上了坏人的当，成了他们反革命的工具；我冲击小楼、当谈判代表是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我爬上纪念碑浮雕是反革命的跳梁小丑；我不听政府的话，赖在广场，起到了破坏和捣乱的作用；我念《告工农子弟兵》，是把矛头对准了毛主席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我半道换衣服是想蒙混过关，但人民警察的眼睛是雪亮的；我要低头认罪。
我肯定也写了不少求饶的文字：念我还年青，请给我重新做人的机会；我本质上是热爱党和毛主席的，不是故意犯的错误；我有技术有文化还可以为国家干很多事情；我要接受教训，抓紧思想改造。有一次我甚至假惺惺地问孟书记：以后我若特别努力的话，我还能入党么。孟给我的是蔑笑，他说：你先不要考虑那些事了，先交待好罪行再说。
总之吧，那一个来月，我把报纸电台上的极左语言用了好几遍。说空话大话谎话已经很顺嘴顺手了。那么多令我恶心的文字出自我手，后来我都不太相信，可当时没觉得什么，只是希望早点结束审查—我的骨头也实在缺钙呀。那时我的思想更是灰溜溜的，混一天算一天，尤其是想起很多人都在监狱中受苦时，我有时特惭愧地认为：他们在替我蹲监狱，我替他们在牢外清闲——每天能吃肉，每天不挨揍，买饭时照样能看见靓丽的女工，我真对不起他们，我真是小人、胆小鬼、软骨头—幸亏我不知什么有价值的地址，否则高压之下我当叛徒也说不定呢。想深了，我就自卑起来，肯定是一副甫志高（小说中的叛徒）的表情。
我们组的工人尤其组长和哥们赵X对我特好。有几次赵组长、赵X偷偷地给我送来好吃的（好像是酱肉和点心）。我劝他们快离开我的小屋，他们不在乎，还说：就算来做你的思想工作让你快些认罪。他们当然表示了：大家都希望你早些能自由，回车间，谁也不会拿你当反革命对待的，还说车间不少人挺佩服你的。
最出格的一次是朱师傅来找我，当时我已被审查了一个月，专案组不怎么来了，孟书记也不天天盯着我。朱师傅说：你肯定特想游泳，我带你去。他告我他提前看好了那孟书记去公司开会了。我出小屋时虚掩上门，仿佛我去厕所了。我俩是跳墙出去的。久违的游泳池，久违的自由泳，太美了。一个小时后我悄悄返回，无人察觉。我继续以写检查来练钢笔书法。
我小学时练过欧体一年多，进工厂后爱临黄山谷的字。至于硬笔书法我在青工中可能是最好的。艺无止境，我在那一个多月，练习悬肘写钢笔字（即肘部、手腕皆不伏案）。这样写字特挥洒自在，但没练过的人极不适应。到后期时我的检查，有时以《兰亭序》的笔意写，有时以怀素和尚的正楷写，但不敢使隶书，怕他们以为我在玩，也不学张旭怕嫌认罪态度草率（草书与草率一个姓）。
魏师傅有一次给我偷送来一瓶酒和花生米，让我晚上闷时喝一点。我隔离的小屋边有几间青工宿舍。我能听见一个工友李XX（家住西单，父是转业军人）每晚拉上提琴。拉的一般，但旋律毕竟有美感。他拉当年比较抒情的小提曲《我站在金色的炉台上》（盛中国首奏），可惜他只能拉前面比较简单的部分。我想起我们一起喝酒、听黄色故事的快乐时光。他脸胖身不胖，大家叫他小胖子，人随和爱文艺。他比我大两岁。他跟我讲过一个漂亮姑娘追他，可她太矮。当时有工友还嘲过一句：高呀矮呀就那么回事，还不是两人中间找齐。
同进厂的工友魏X也来小屋看过我，还给我带来了小说。他那时开大卡车已经很熟练，可他刚开时撞车碎了髌骨好似我们陪他去医院的。魏也爱小提，嗓音高却不爱唱歌让我嫉妒。我与魏进厂前都是玉渊潭中学的，我俩都是红卫兵，我还在初三入了团。他是校卫队的，专门管小偷流氓以及坏学生。他跟我讲过我们中学的不少风流事：某校宣传站的老师把我班某女生的肚子弄大了，后被判了刑；XXX偷看女厕所被他们抓住；某女生是一”圈子”（文革用语，指女流氓）在哪乱搞；校防空洞总能逮到正在搞的流氓。
真不好意思，我在隔离期间，还做了几次朦胧地流氓梦并且”放了水”。梦外我是反革命，梦里我是流氓。那个年代，青工做春梦还是有羞耻感的。白天也是，有时写着写着”我的罪行”，裤里就翘了起来，那家伙比笔杆还硬呢。我们中学根本没上过”青春卫生”课。女性的那个部位一直是个谜，虽然也偷看过《农村医疗卫生手册》中的线描图，但仍不得要领—并且我也觉图上画的那玩意儿也太难看了，什么乱七八糟的。爱情就与这种龌龊的东西有关吗？不可思议。
由于白天从事的是脑力劳动，是”文字”工作，觉就睡不太好了。失眠时想的更多的是厂里漂亮女工，今夜想这个，下夜想那个，每晚都是挺专一的。想的比较多的还有我们旅行的情节，比如我和榆次籍的李师傅、江西籍的方师傅以及青工陈XX去大连玩的事：在黑石礁生吃小螃蟹，在星海公园下海，在旅顺遇一善良妇女免费请我们吃饭，在陈XX的亲戚家老蹭饭惹人冷落，在海鲜饭店吃一碗最便宜的海鲜面是两元（小馆普通面也就一角五分），为省钱（花两元）坐大连到烟台的又臭又热又响的统舱。
隔离审查快让我烦了。毛主席什么时候才能发个最高指示，饶了我们这些青年呢。
(原载《西湖》2007年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