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高教大跃进”

从上世纪末开始，中国的高等教育实行了又一轮“大跃进”。大学每年的招生数量，从1998年的108万剧增到2006年的540万，8年内增加了4倍。教育的发展有其自身规律，要受到经济等因素的制约。8年内增加了4倍，无论如何都太快了。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此次高教规模的反常规扩充是在经费不配套的情况下进行的。虽然《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承诺，要实现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4%的目标，但这一比例一直没有达到，处于2.4%～2.8%之间。大学生的人均经费不但没有增加，反而不断下降。在这种情况下，各地政府默许、鼓励，甚至强制高校向商业银行贷款。我们的“高教大跃进”，其实是以债台高筑、寅吃卯粮的方式制造的虚假繁荣。

“高教大跃进”的恶果不仅表现在大学负债运行上，也表现在其他方面。比如校园拥挤，教室、图书馆紧张、设备不足。又比如教师与学生比例失调、导师无力指导研究生、教学质量下降，等等。而大学毕业生就业难的问题，更是不易解决的社会问题。

应该想一想，在“实事求是”的指导方针确立之后，在普遍认为中国再也不会重复1958年“大跃进”之后，为什么又搞起了另一种形式的“大跃进”？在吃够了“长官意志”的苦头并作了广泛批判之后，为何又在长官意志之下发动了“高教大跃进”？

其实，吃亏已经不止一次了。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第41期
作者：徐友渔（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