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故事大约发生在1924年前后的上海。看来，那时“海归”的工作待遇也非本国毕业生可比。至于是否这通牢骚造就了中国现代历史上的一位“要人”，相信读者自有高见。
拖着疲惫的身躯，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法制经济部编辑陶汇曾先生慢慢踱进灶披间。
孩子的妈正在生火，听见脚步声，回头望望，习惯性地搭腔：“先上去坐坐，等一歇才好。”陶先生望着伊佝偻的背影，想着一个横草不拈竖针不动的大小姐，活活被上海的生活，逼得可以用一根柴做熟一顿饭！
上了楼，随意在架上抽了册书。傍晚的光线还算清亮，视线投在书页上，却像皮鞋在磨石的地面上走，一次次地滑开，总也站不稳。
饭香由远至近，陶先生还是一动不动地坐在藤椅上。屋里渐渐暗了，孩子的妈喊了两声，不见回应，只好点亮了煤油灯。
“咋个搞起？”她用湖北土话问。
丈夫的脸色在昏黄的灯下分外难看，听见问，脸上肌肉动了几下，似乎想压住冲口而出的话，终于没有办到：“今儿我才打听清楚，所里的待遇是怎么分等的！”到底是北京大学毕业，陶先生总不肯打乡谈，说的仍是京腔。
见丈夫生气，陶太太不敢吭声，只把煤油灯芯捻小了些，于是室内更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