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瞒真相(1)

连载:少有人走的路   作者:[美]派克   出版社:吉林文史出版社

谎言通常分为两种:白色谎言和黑色谎言。所谓黑色谎言,就是彻头彻尾地撒谎,叙述的情况与现实完全不符;所谓白色谎言,其本身或许能反映事实,却有意隐瞒大部分真相。被冠以“白色谎言”的头衔,不意味着脱离了谎言的实质,并且值得原谅。政府利用检查制度,使人们无法了解真相,同样是一种白色谎言———在这种情况下,通过白色谎言欺骗民众的政府不比惯于撒谎的政府更加民主和开明。病人隐瞒大量透支银行存款的原因,对于治疗产生的妨碍,和彻头彻尾地撒谎一样严重。隐瞒部分真相,可能让人觉得无关紧要,白色谎言由此成了最常见的撒谎方式。另外,由于白色谎言不易察觉,其危害甚至远远超过黑色谎言。

继续阅读隐瞒真相(1)

迎接挑战(3)

连载:少有人走的路   作者:[美]派克   出版社:吉林文史出版社

要使心智成熟,合理的捷径之一就是接受心理治疗,这一点却常常被人忽视。我们听到的最常见的辩解,就是质疑心理治疗的合理性———“我担心治疗会使我产生更多的依赖,让治疗本身成了一种拐杖,而我不想依赖拐杖前进。”其实,这样的托词,只是对内心恐惧的掩饰。接受心理治疗,对于我们的心灵的意义,有时就和使用锤子、钉子建造房屋一样,它并非是一种必不可少的“拐杖”。没有锤子和钉子,照样有可能修建起一座房屋,但是,整个过程通常缺乏效率,难以令人满意,也很少有哪个工匠或木匠,因为不得不依赖锤子和钉子而对自己异常失望。同样,一个人心智的成熟,即使不通过心理治疗,也完全可以实现,不过整个过程可能枯燥、漫长而艰难。所以,使用有效的工具作为成长的捷径,完全是合情合理的选择。 继续阅读迎接挑战(3)

迎接挑战(2)

连载:少有人走的路   作者:[美]派克   出版社:吉林文史出版社

病人接受心理治疗,就是迎接他人的质疑和挑战。日常交往和接触,为我们提供了更多接受挑战的机会:在冷饮店里、在会议上、在高尔夫球场上、在餐桌上、在床上;同我们的同事、我们的上司或雇员、我们的伴侣、我们的朋友、我们的情人、我们的父母以及我们的孩子之间的沟通。曾有一位女士前来治疗,她的头发梳得整整齐齐。在一个疗程即将结束前,我注意到,她突然多了一个特殊举动:从治疗椅上坐起来,把头发梳理一遍。这让我产生了好奇,于是询问起原因。“就在几周前,每次从您这里回家,我的丈夫都会注意到,我后面的头发,都被压成了扁平的形状,”她红着脸解释说,“我没有告诉他原因。我害怕他知道我在接受心理治疗,他就会狠狠地嘲笑我。”由此看来,除了治疗本身,我们还要解决治疗以外的问题。心理治疗的任务,似乎从50分钟的办公室治疗,转变成为处理病人的日常生活和情感关系。只有让接受挑战成为习惯,心理治疗才能够真正成功。当这个女士对丈夫开诚布公,告诉他一直与我配合接受治疗时,她的治疗才取得了飞跃。

继续阅读迎接挑战(2)

迎接挑战(1)

连载:少有人走的路   作者:[美]派克   出版社:吉林文史出版社

献身真理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要自我反省。我们通过自身与外界的接触来认识世界。我们不仅要观察世界本身,也要对观察世界的主体(我们自身)进行反省。心理学家大都清楚:要了解病人的移情现象和心理冲突,治疗者首先要认清自身的移情和冲突,所以,心理学家也要学习和自律,甚至接受必要的心理治疗。遗憾的是,并非所有心理学家都能做到,他们也许能客观地观察外在世界,却不能以缜密的眼光观察自我。就世俗的标准看来,他们可能忠于职业,却未必充满智慧。智慧,意味着将思考与行动紧密结合。在过去的美国,“思考”(自我反省)没有受到高度重视。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人们把阿德莱·斯蒂文森(1835-1914,美国副总统)讽刺为“书呆子”,还认为他不会成为出色的管理者,因为他这个人想法过多,经常陷入自我怀疑的状态中。事实上,斯蒂文森的政绩令人瞩目,完全推翻了人们的猜想。我也亲耳听到过,有的父母严肃地提醒青春期的子女:“你思考得太多,只会把自己累坏。”这实在是荒谬,人之为人,就在于我们具有特殊的“大脑额叶”(解剖学词汇),使我们有着异于其他动物的反省能力。随着科学和文明的进步,我们昔日的态度似乎可以改变,我们意识到,自我反省和自我审视,对于我们的生存至关重要。反省内心世界的痛苦,往往大于观察外在世界的痛苦,所以,很多人逃避前者而选择后者。实际上,愿意献身真理对于我们的非凡价值,将使痛苦显得微不足道。自我反省的快乐,甚至远远大于痛苦。

继续阅读迎接挑战(1)

移情:过时的地图(2)

连载:少有人走的路   作者:[美]派克   出版社:吉林文史出版社

移情现象本身就是一种“地图”。病人向心理医生求助,是因为旧地图已不再生效,但头脑中的观念仍然根深蒂固。他们拒绝做出调整,甚至为了捍卫旧地图的有效性,进行针锋相对的反抗。这样,心理治疗就很难取得任何进展,那个电脑技术员就属于这种情形。一开始,他要求星期六前来就诊,过了三次,他就破坏了约定,因为他找到了一份周末兼职差事:帮助别人修剪草坪。我建议他把就诊改在星期四的晚上,可是过了两次,他就因单位加班而中断治疗。我不得不重新调整接诊日程,把时间改在星期一晚上,因为他说过,星期一很加班。同样,仅仅过了两次,因为加班,他连周一晚上的就诊也取消了。我开始感到怀疑,我问他是否真的需要不停地加班,因为我不可能再安排别的时间为他治疗。他最终承认:其实公司并未要求他加班,他只是希望多赚取额外的收入。在他看来,工作远比治疗更加重要。他对我说,如果星期一晚上不加班,就会在星期一下午四点左右,打电话通知我。我坦率地对他说,这种安排不适合我,我不可能把周一晚上的计划统统放到一边,专心等待他不确定的就诊。他感觉我过于苛刻和冷漠,因为我竟然把我的时间看得比他还重要,所以根本不关心他的病情,简而言之,他认为我这个人不值得信任。到了这个地步,我们的合作只好中断,我也成了他旧地图上新的“界标”。

继续阅读移情:过时的地图(2)

移情:过时的地图(1)

连载:少有人走的路   作者:[美]派克   出版社:吉林文史出版社

抱残守缺,与现实脱节,这是不少人的通病。坚守过时的观念,对现实漠然置之,是构成诸多心理疾病的根源,这种情形,心理学家称之为“移情”。不夸张地说,有多少心理学家,就有多少关于移情的定义,而我的定义是:把产生于童年时期,并似乎一直适用的对于现实的观念和反应(它们通常具有特殊的意义,甚至具有挽救生命的重要性),不恰当地转移到成年人的世界里,这就是心理学上的“移情”。

移情,是心理治疗的常见症状。移情过程可能很微妙,也极具普遍性和破坏性。我曾接待过一个三十多岁的病人,对于他的心理治疗,因其移情程度过重而宣告无效。他是一个电脑技术员,因妻子带着两个孩子离去,不得不向我求助。失去妻子并未让他痛苦,失去孩子却让他无法接受。孩子对他的意义大于妻子。妻子曾暗示他:除非他去看心理医生,恢复正常状态,不然她们永远不会回到他的身边。为了得到孩子,他只好接受心理治疗。我了解到妻子对他不满,原因不止一个:他心胸狭窄,经常无故产生妒忌心理,与此同时,他却疏远妻子,对她缺乏关心和体贴。他频繁更换工作,也令妻子难以忍受。早在青春期时,他的生活就混乱不堪:经常与警察冲突,曾因酗酒、斗殴、游荡、妨碍公务等罪名三度入狱。他大学的专业是电子工程,后来他被校方开除了,他似乎并不在意,就像他说的:“我的那些老师都是伪君子,和警察没什么区别。”他头脑灵活,在电脑界找到工作原本不在话下,奇怪的是,不管做什么工作,都没法坚持下来,顶多不会超过一年半,获得提升更是难上加难。他有时是被单位解雇的,更多的原因则是经常同上司争吵,因而被迫辞职。他这样描述他的上司:“他们都是骗子、谎言家,他们只想保护好他们的臭屁股。”他总是说:“你不能相信任何人。”他声称童年生活正常,事实却似乎相反。他在不经意间,多次回忆起父母带给他的极度失望。他们答应在他生日那天,送给他一辆脚踏车,后来却把承诺抛到脑后。有时候,他们甚至会忘记孩子的生日。他本人很伤心,却不认为情形有多么严重,他只是想到“他们可能太忙了”,所以才顾不上他。他们答应与他共度周末,最后不了了之,理由还是“工作太忙”。还有好几次,他们说好到约定地点(比如聚会场合)去接他,最后却忘得一干二净,而原因仍旧是:“他们的脑子被太多事情占满了。”

父母的漠不关心,让病人的童年充满了阴影,他被悲伤和失望的感觉所缠绕,逐渐地或是突然间———我不清楚是哪一种———他做出结论:他的父母是不可信任的人。有了这样的看法,他的心境逐渐有了转变。他感觉似乎舒服了很多。他不再对父母抱有太多期待,也不再把其承诺当一回事———他对父母失去了信任,感觉失望的次数大大减少,痛苦的程度也大大降低了。

这个病人的移情得不偿失。父母是孩子的榜样这一前提,竟然导致他成了不幸的人:他没有机会拥有更称职的父母,他以为他的父母对待他的方式,是所有父母对待子女的惟一方式,他对现实的看法也在发生变化。他最初的结论是:“我不能相信父母,他们是不值得信任的。”后来进一步认清了“事实”:“我不能相信任何人,没有谁是靠得住的。”这成为其人生地图的主旋律,并伴随他进入青春期和成年时期。他一再同权威人物发生冲突:警察、教师、上司。这些冲突越发使他感觉到,凡是具有某种权威,能给予他什么东西的人,都是不可信任的。他固然有重新修订地图的机会,但所有机会全部错过了。首先,他很难去接受一个事实:在这个世界上,有些人是值得信任的。他认为如果冒险去信任他们,无异是偏离了固有的地图。其次,要想修订地图,他必须重新评价他的父母,他必须承认父母其实不爱他,他们的冷漠根本就不正常,他的童年也不正常,承认这些,无疑会给他带来剧烈的痛苦。第三,“任何人都不值得信任”这一结论,是他根据自身体验做出的某种调整,这曾使他的痛苦感受大大降低。把这种调整完全放弃,做出新的调整,对于他是异常艰难的事。他宁愿维系过去的心态,就是不能信任任何人。他还不自觉地产生主观臆想,进一步来巩固自己的信念。他强迫自己疏远所有的人,甚至不让自己同妻子过于亲密。在他看来,他的妻子同样不可信任,惟一可靠的就是孩子,因为他们是惟一权威不在他之上的人,是他在世界上惟一能够信任的人。

尊重事实

连载:少有人走的路   作者:[美]派克   出版社:吉林文史出版社

尊重事实,是自律的第三种原则。尊重事实,意味着如实看待现实,杜绝虚假,因为虚假与事实完全对立。我们越是了解事实,处理问题就越是得心应手;对现实了解得越少,思维就越是混乱。虚假、错觉和幻觉,只能让我们不知所措。我们对现实的观念就像是一张地图,凭借这张地图,我们同人生的地形、地貌不断协调和谈判。地图准确无误,我们就能确定自己的位置,知道要到什么地方,怎样到达那里;地图漏洞百出,我们就会迷失方向。

道理很明显,但多数人仍然漠视事实。通向事实的道路并不平坦,我们出生时,并不是带着地图来到世界的。为在人生旅途上顺利行进,我们需要绘制地图,为此显然要付出努力。我们的努力越大,对事实的认识越清楚,地图的准确性就越高。相当多的人却对认识事实缺乏兴趣。有的人过了青春期,就放弃了绘制地图。他们原有的地图窄小、模糊、粗略,对世界的认识狭隘而偏激。大多数人过了中年,就自认为地图完美无缺,世界观没有任何瑕疵,甚至自以为神圣不可侵犯,对于新的信息和资讯,他们也没有多少兴趣,似已疲惫不堪。只有极少数幸运者能继续努力,他们不停地探索、扩大和更新自己对于世界的认识,直到生命终结。

继续阅读尊重事实

逃避自由(2)

连载:少有人走的路   作者:[美]派克   出版社:吉林文史出版社

我有一个熟人,他头脑聪明,却郁郁寡欢。他经常抱怨社会上压迫性的力量:种族歧视、性别歧视,缺乏人性的企业军事化管理。他对乡村警察干涉他和他的朋友留长发,更是感到不满和怨恨。我一再提醒他:他是成年人,应当自己做主。幼小的孩子依赖父母,当然情有可原,父母独断专行,孩子也没有选择的余地。对于头脑清醒的成年人而言,他们则可不受限制,做出适合的选择。诚然,选择也不意味着没有痛苦,自由不意味着与痛苦绝缘,不妨“两害相权取其轻”。我相信世界上存在压迫性的力量,可是我们有足够的自由与之对抗
。我的熟人住在警察排斥长发的乡下,却又坚持要留长发,实际上,他可以搬到城市(那里对于留长发应该更加宽容)或索性剪掉长发;他甚至可以为捍卫留长发的权利,参加警长职位的竞选。奇怪的是,他却没意识到他拥有上述选择的自由。他哀叹缺少政治影响力,却从未承认个人的选择力。他口口声声说他热爱自由,与其说压迫性的力量让他受到伤害,不如说是他主动放弃自由和权力。我希望将来有一天,他不再因人生充满选择而牢骚不断,不再终日与烦恼、忧愁、愤怒和沮丧为伴。

继续阅读逃避自由(2)

逃避自由(1)

连载:少有人走的路   作者:[美]派克   出版社:吉林文史出版社

经心理诊断而患有人格失调症的人,逃避责任的程度常常相当严重。人人都有逃避责任的倾向,哪怕是以微妙的方式逃避,我本人就是一个例子。我在30岁时,幸运地得到了麦克·贝吉里的指点,才克服了轻度人格失调倾向。当时,在贝吉里主任负责的精神科门诊部,我担任医生并接受医疗培训。和其他医生一样,我负责接待新来的病人。或许是我责任心太强(不管是对待病人还是职业本身),工作日程表排得满满的,工作量远远多于其他同事。别的医生每周接待一次病人,我每周则要接待两三次,造成的结果可想而知:我看着其他医生每天下午四点半,就会陆续下班回家,而我的接诊排到晚上八九点钟,不得不在门诊部持续逗留,这使我感到不满和怨恨,疲劳感与日俱增。我意识到必须改变这种局面,不然我肯定会崩溃的。我去找贝吉里主任反映情况,希望他给我安排几周不再接待新的病人,以便有充裕时间跟上工作进度。我暗自揣测:“他应该觉得我的想法是可行的,对吗?还有,他是否想过其他解决问题的方法呢?”在贝吉里主任的办公室,他耐心而认真地听我抱怨,一次也没有打断我。我说完后,他沉默了一下,同情地对我说:“哦,我看得出来,你遇到麻烦了。”

继续阅读逃避自由(1)

神经官能症与人格失调(2)

连载:少有人走的路   作者:[美]派克   出版社:吉林文史出版社

患有人格失调的父母,为孩子树立的是反面的榜样。他们的病情,也会影响到婚姻、交友和事业。他们不肯担负起自己的责任,导致人生问题重重。前面说过,面对问题要挺身而出,不然它们会永远存在,人格失调症患者完全背离这种做法,不由自主地把责任推给配偶、孩子、朋友、父母、上司,或者推给其他抽象事物———带来“坏的影响”的组织机构,比如学校、政府、种族歧视、性别歧视、社会制度、时代潮流等等,但问题却始终存在。他们推卸责任时,可能感觉舒服和痛快,但心智却无法成熟,常常成为集体、社会的负担。人格失调症患者把痛苦转移到集体和社会身上,让人想起上世纪六十年代,埃尔德里奇·克里佛(美国黑人作家)一句流行的话:“你不能解决问题,你就会成为问题。”其实,这句话是对所有人说的。

神经官能症与人格失调(1)

连载:少有人走的路   作者:[美]派克   出版社:吉林文史出版社

求助于心理医生的大多数人,不是有神经官能症,就是患有人格失调。它们都是责任感出现问题所致,其表现症状却恰恰相反:神经官能症患者为自己强加责任,患有人格失调的人却不愿承担责任。与外界发生冲突和矛盾,神经官能症患者认为错在自己,人格失调症患者却把错误归咎于旁人。前面那位酗酒的军官,认为责任在冲绳岛,不在他自己;而那个军人妻子觉得,面对孤独她无能为力。我在冲绳岛工作期间,还接待过一位患有神经官能症的女士,过度的寂寞让她难以忍受。她说:“我每天都会驾车到军属俱乐部,希望结识到新朋友,可那个地方总是让我心烦意乱,我感觉其他军人妻子都不愿和我在一起,我想我一定有什么问题,我的性格可能太内向了。我无法理解,我为什么不受欢迎呢?”这位女士曾认为自己是世上最不幸的人,认为寂寞完全是自己性格怪异、咎由自取的结果。治疗发现,问题在于她的智商高于常人,进取心也比一般人强烈。她和其他军官妻子以及丈夫格格不入,是因为和他们相比,她的智商更高,进取心更强。她终于意识到感觉孤寂,不是自身有多么大的缺点。就这样,她做出了适合自己的选择:不久后她和丈夫离了婚,回到大学校园,一边读书,一边抚养孩子。她如今在一家杂志社当编辑,嫁给了一位事业有成的出版商。

继续阅读神经官能症与人格失调(1)

承担责任(2)

连载:少有人走的路   作者:[美]派克   出版社:吉林文史出版社

“因为我们的汽车是变速挡,不是自动挡,我不知道怎么开变速挡汽车。”

“你为什么不去学习驾驶变速挡汽车呢?”

她盯住我,说:“就在那种道路上学习吗?你一定是疯了。”

承担责任(1)

连载:少有人走的路   作者:[美]派克   出版社:吉林文史出版社

不能及时解决人生的难题,它们就会像山一样横亘在我们眼前。

很多人显然忽略了其中的道理。我们必须面对属于自己的问题,这是解决问题的基本前提。避之惟恐不及,认为“这不是我的问题”,显然一点好处也没有;指望别人解决,也不是聪明的做法。惟一的办法———我们应该勇敢地说:“这是我的问题,还是由我来解决!”相当多的人只想逃避,他们宁愿这样自我安慰:“出现这个问题,不是我而是别人的原因,是别人拖累了我,是我无法控制的社会因素造成的,应该由别人或者社会替我解决。这绝不是我个人的问题。”

趋利避害,逃避责任,这种心理趋向令人遗憾,有时甚至达到可笑的程度。我过去曾随美国军队驻扎在冲绳岛,当时有个美军军官酗酒成瘾,问题严重,只好找我做心理咨询,看看是否有可能解决。他否认自己饮酒成性,还认为酗酒不是他的个人问题。他说:“在冲绳岛,我们晚间无事可做,生活实在是无聊,除了喝酒,还能做什么呢?”

继续阅读承担责任(1)

解决问题的时机(3)

连载:少有人走的路   作者:[美]派克   出版社:吉林文史出版社

父母同样是指挥官,其使命和管理企业一样复杂。正像军队指挥官那样,大多数父母面对孩子的问题束手无策,连续数月乃至数年都无任何举措,只可一味拖延。有的家长连续五年没有进展,不得不向儿童心理学家求教。她沮丧地说:“我原本以为孩子长大些,就不再像小时候那样不懂事,可局面一点儿变化也没有。”父母做出某些决定的确很难,随着孩子年龄增长,个别问题可能消失,但终归是极少数。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适当给予指导和帮助,多了解他们的问题,必然是有益的事情,问题拖得越久,就越是难以应付,甚至积重难返,解决起来自然更加艰难了。

解决问题的时机(2)

连载:少有人走的路   作者:[美]派克   出版社:吉林文史出版社

我们谈论的上述人士,并非有明显的心理障碍,面对问题时,也不会出现奇特的“智力缺陷”,他们的问题仅仅在于缺少自律。那个财务分析师的情况,足以代表所有的人。我们有谁能够拍着胸脯说:他们总是把足够多的时间用在分析孩子的问题和解决家庭危机上面?又有谁真正学会了自律和自我管理,从而不会消极面对一切问题,不会心灰意冷地摊开双手说:“这超出了我的能力之外”?

和那些缺乏耐心、想让问题马上解决的态度相比,另一种解决问题的态度更低级,也更有破坏性,那就是希望问题自行消失。人人都有这样的倾向:问题一旦出现,就要立刻解决,不然他们就会思绪烦乱、寝食不安,这样的心态显然不切实际,但一厢情愿地等待问题自行消失,这种心态更为可怕,通常不会带来任何好结果。有一个30岁的单身销售员,他在某小城市接受团体治疗期间,与另一个团体治疗成员的妻子偷偷约会。另一个治疗成员是个银行家,最近刚刚和妻子分居。销售员知道,银行家长期处于愤怒和郁闷状态,因为他痛恨妻子离开自己。销售员知道,他对那个银行家和其他团体治疗成员并不诚实,因为他没有透露他和银行家妻子的交往,这违背了团体治疗的基本原则。他也知道,那个银行家迟早会知道妻子同自己的关系。解决这个问题的惟一办法,就是把这种关系在治疗团体里公开,并且取得大家的支持,迎接银行家的怒火和攻讦。不过销售员却什么都没有说。过了三个月,银行家发现了他们的关系,正如预料的那样,银行家大为恼火,他以这件事为缘由,很快中止了治疗。销售员伤害性的举动,终于遭到团体成员的质疑和指责,而他却辩解说:“我以前觉得说出这件事,可能会引起一场激烈的争论,假如我什么都不说,一切都会过去,也不会发生唇枪舌战。我以为等待足够长的时间,问题可能就会消失。”

继续阅读解决问题的时机(2)